慈禧統(tǒng)治大清48年之謎

　　摘要：而慈禧以堅強的決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強環(huán)伺、千年積患的空前危機中，不僅創(chuàng)造了中興的局面，而且啟動了中國的歷史性變革，其業(yè)績又有哪個衰世的男人能比？男人當政的傳統(tǒng)王朝，沒有給女人應有的地位，但慈禧當政于亂世之中，卻給了無數男人——而且是漢族男人出將入相的機會，這又是哪個男人能夠相比……

　　在男權社會中，做女政治家很難；在一個男人應該負更大責任的衰落的帝國里，做女政治家則難上加難。本來，女人從政，在中國傳統(tǒng)輿論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禍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與男人并無二致，也額外要得到輿論的加倍譴責。慈禧引起中國人或者外國人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她是個女人，一個末代皇朝神秘的“妖精”和“禍水”。在一個以男權為傳統(tǒng)的社會，慈禧所要面對的是“女人亂政”必亡國的邏輯結論，而不僅僅是內憂外患。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那么，男人中能夠比的，就是各位末代的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則只有武則天。末代的皇帝從胡亥或者子嬰以降，至朱由檢，多逢衰世和亂世，既便意圖崛起，也是無力回天。而慈禧以堅強的決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強環(huán)伺、千年積患的空前危機中，不僅創(chuàng)造了中興的局面，而且啟動了中國的歷史性變革，其業(yè)績又有哪個衰世的男人能比？男人當政的傳統(tǒng)王朝，沒有給女人應有的地位，但慈禧當政于亂世之中，卻給了無數男人——而且是漢族男人出將入相的機會，這又是哪個男人能夠相比？

　　即以女人相比，武則天也許可以稱得上惟一可以比肩的了。惜乎人們對武則天的評價完全是高于慈禧太后的。毛澤東稱武則天是“治國之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宋慶齡高度評價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時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的確，尚在高宗時，武則天就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勸農桑、薄賦斂、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進步的主張。高宗皆略施行之。則天稱帝后，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使用。她發(fā)展和完善了隋以來的科舉制度，放手招賢。她又重視農業(yè)生產。延續(xù)了大唐盛世。

　　但是，慈禧并沒有那樣搞酷吏政治，獎勵告密。如果說武則天功大于過，那么，歷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證，也斷難以和慈禧相提并論。漢初呂后誅殺諸舊臣；毒死又斷人手足，挖眼睛，造成“人彘”。西晉皇帝司馬衷的皇后賈南風淫蕩成性，重用外戚宦官，殺害賢良。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與宦官狼狽為奸并公開淫亂，并且和她的母親常氏一起尋求女巫，禱告孝文帝盡快病死。北魏宣武靈皇后，毒死親生兒子元翊，并濫殺無辜，搞垮北魏王朝。唐中宗之韋后，用垂簾聽政之法干政，并陷太子于死地；后又毒死中宗，立中宗幼子李重茂為帝，自己以太后的身份臨朝稱制。以上數例，均反證出慈禧的執(zhí)政能力，實可謂為天下女人翻了案。

　　對政治人物的評論，一般習慣于把道德作為首要坐標。如果道德成為一個首要指標，恐怕沒有幾個政治人物能夠過關。其主要的依據在于：天子一怒，天下遭殃。因為因政治領袖人物而死亡的百姓恐怕是擺在我們面前最殘酷的現實。其實，政治人物的評論，更應該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待，即便從道德的角度而言，也應該分清公德與私德�，F實主義講執(zhí)政者所處環(huán)境和歷史條件對其行為的約束性。因此，本文在此無意卷入“翻案”之爭，只是從慈禧所處的不可抗拒的環(huán)境條件的角度出發(fā)，多少還原一些一個真實的政治人物的形象，點明歷史政治人物的復雜性而已。

　　晚清中國處于衰亂之世。其治國難度遠遠大于則天的時代。晚清中國的失敗，是歷史積累的結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對策性的結果。多年來，論者習慣從結果論英雄，并假設一種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對策以解決當時的內憂外患問題。須知，慈禧本人在那個男權當道的社會，其實并沒有完全的決定權，重大對策都是在討論和各種牽制中決定。

　　借助西方歷史資料和私人檔案，美國學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龍夫人》中認為，“慈禧太后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里，她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用以支撐門面的擺設。有論者認為，在這樣一個嚴酷、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中，在險象環(huán)生、危機四伏的紫禁城里，作為一個女人，為了避免成為他人刀俎之下的魚肉，慈禧一生都在做著艱苦卓絕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來，慈禧從來就沒有實際控制過這個帝國，她只是那些握有實權的男人們的擺設：先是恭親王，后來又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此論雖有些過頭，但也說明了慈禧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專橫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種男人力量圈子的“平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