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國學教材落地華師附中 申請選修學生爆棚

一個月前，包括華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下簡稱“華師附中”)在內的一批知名重點中學的高中生用上了來自臺灣的國學和傳統(tǒng)文化教材——由中華書局引進的臺灣高中必選課教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這是臺灣國學教材首次大規(guī)模進入內地課堂。

在廣東，除華師附中外，還有新豐縣第一中學“嘗鮮”，在學校選修課上使用這套教材。

有專家認為，這一次把臺灣傳統(tǒng)國學教材引進內地課堂的嘗試，無論是從出版還是教學的角度，都可以看作一個探索性的范例。

引進：傳統(tǒng)文化教育欠缺 無系統(tǒng)教材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玉文坦言，這套教材的引進出版與當下中國內地國學、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欠缺”有較大關系。它將為內地高中文化教育注入活力、引導學生學習和傳承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今秋新學期，內地一批知名重點中學開始試用中華書局引進的臺灣高中必選課教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5月17日，在北京舉行的兩岸高中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教育交流研討會上，中華書局對外宣布正式引進臺灣地區(qū)高中必選課教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并在此基礎上修訂出版教材《中華文化基礎教材》。以該教材為載體，中華書局還將與包括華師附中在內的一批內地知名中學共建中華傳統(tǒng)文化(高中)教學研究基地，并將逐步建立面向全國中小學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服務體系。

該書責任編輯王建說，引進臺灣國學教材看似“突然”，其實“順理成章”。在王建看來，內地在國學典籍整理方面處于領先位置，國學研究領域也是“藏龍臥虎”，但“傳統(tǒng)文化教育”相對薄弱，沒有固定教材，也沒有專業(yè)教師隊伍，高中階段更是如此。

華師附中校長朱子平十分認同這樣的觀點。據(jù)介紹，2006年，教育部、國家語委等推出“經(jīng)典誦讀行動”。“表面看，國學教育熱起來了，但依然處于一種自發(fā)零散的狀態(tài)，不夠系統(tǒng)，也不成體系。”

華師附中語文科科組長黃德初說，國學教育本來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但目前來說，內地的幼兒園、小學開展得比較熱鬧，初中開始由于有了升學的壓力而處于一種稀疏的狀態(tài)。“當中暴露了兩個問題，一是小學、中學、大學的國學教育銜接問題;二是由于缺乏系統(tǒng)教材而存在自發(fā)零散的問題。”

黃德初舉例說，“不同專家學者的版本，有可能從注音和釋義上都帶有濃厚的地區(qū)和個人色彩，再加上古音和現(xiàn)代音的區(qū)別，因此會出現(xiàn)版本間的許多差異”，不同的讀音，有的意思相近，有的差別非常大，這對解讀也會造成困擾。

“這套教材在臺灣地區(qū)已經(jīng)使用了6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玉文坦言，這套教材的引進出版于當下中國內地國學、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欠缺”有較大關系。它將為內地高中文化教育注入活力、引導學生學習和傳承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教材：系統(tǒng)嚴謹 但內容需改編

“讀了之后，感覺孔子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可愛老頭子。”如今已經(jīng)升讀華師附中高三的林同學告訴記者，新教材編排得當，書中的故事時代感強，試題選編有針對性。

“60歲”的異地教材怎樣在內地課堂上放出國學異彩?

2012年10月，王建和同事們通過清華大學教授錢遜牽線搭橋與原《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總審定董金裕教授、原教材出版方臺灣康熹文化公司聯(lián)系，正式?jīng)Q定引進該書。

為了能夠接上內地教育環(huán)境的地氣，出版方在課本的用詞細節(jié)上做了大量修改。此外，由于臺灣地區(qū)的書籍都是繁體豎排，而且很多語言風格也與內地地區(qū)不同，所以需要進行全面改寫。據(jù)悉，王建和修訂專家有時因為一個注釋都要討論半天，“一頁紙幾乎全被紅筆改過”。該教材從宣布引進到修訂結束歷時三個多月，引進版教材與原教材在內容和體例方面基本一致。

“相比之下，臺灣的這套教材更專業(yè)。”給學生上了八年國學經(jīng)典導讀的黃勝參與了教材“落地”的修訂，她告訴記者，內地的國學教材、經(jīng)典誦讀書籍等涉及的知識點比較分散，學生比較難甄選有用的精華，而臺灣教材注重分類，把經(jīng)典內散落在各章節(jié)的精華重新歸整，讓學生更容易接受和領悟。“而且考證功夫扎實，基本注釋都是對比過幾個版本后，再選擇最貼切的范本作為這套教材的注釋。”

據(jù)介紹，修改后的引進版教材與原教材在內容和體例方面基本一致，《中華文化基礎教材》分上、下冊，上冊為“論語選讀”，下冊為“孟子選讀”與“學庸選讀”，內容以儒家經(jīng)典《四書》為主，面向高中學生進行分類講解，分為22個單元，共計選入《論語》168章、《孟子》50章、《大學》4章、《中庸》4章。

大部分單元后還列有“今人今事”與“歷屆大考試題”。在“歷屆大考試題”方面，原教材僅選擇臺灣地區(qū)高中大考試題，引進后的教材則改為以內地的全國高考試題、地方高考試題以及高校自主招生試題為主，更符合內地的教學實際，同時部分輔之以新加坡、香港地區(qū)、臺灣地區(qū)的相關試題，用以拓寬學校和學生的視野，以幫助學生提高知識運用與解題能力。

“教材在編選上打散《四書》原有篇章次第，改用分類編輯的形式”，黃勝說，多選擇為人、為學、論仁等主題，講述道德修養(yǎng)、教學、倫理、政治、禮樂文化等內容，“華師附中上學期的《論語導讀》用的就是這套教材，課堂試用效果很好”。

據(jù)了解，華師附中2013年上半年在高一、高二年級開設了國學經(jīng)典導讀選修課，每周一次，每次90分鐘，并在課堂上試用了《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本來課程計劃招收30人，但申請選修的學生漲了一倍，最后課堂上坐了60人。”

“讀了之后，感覺孔子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可愛老頭子。”該校高三的林同學告訴記者，新教材由于編排得當，書中的故事時代感強，試題選編有所針對，因此節(jié)省了許多閱讀時間，更容易取其精華。

改編后的教材今年9月在試點的中學推廣，但受教材內容、教學環(huán)境等多種因素影響，各校的教學進度不一。

據(jù)了解，復旦附中從今年9月開始，在其高一和高二的兩個文科班使用該教材;鄭州五中在該校的北師大實驗班使用這套教材，每周抽出1個課時來由老師講解。而在廣東，除了華師附中外，目前深圳中學、深圳科學高中均開設了相關課程，但并非直接使用這一教材。

民辦中學深圳科學高中的彭老師告訴記者，該校國學課設在每周三下午第八節(jié)課，班上有10來名學生，目前正在學習《論語》。“我們沒有大規(guī)模印制(臺灣)教材，具體教授什么內容由授課老師自行決定。”

推廣：內容豐富 作為選修課難消化

“這套教材因為內容太豐富，太成體系了，反而不適合我們學校的教學大綱。”北京101中學相關負責老師說，國學課作為選修課，本來課時有限。臺灣國學教材內容量大，沒有那么多課時來消化這些內容。

9月22日，兩岸高中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教育交流研討會廣州專場暨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教學研究基地授牌儀式在華師附中舉行。這也是改編后的《中華文化基礎教材》在廣東地區(qū)部分學校試用的啟動儀式。

“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是人文教育的關鍵”，“要想成為高素質的人才，離不開根的文化”，“要有世界眼光，離不開歷史回眸”……記者采訪發(fā)現(xiàn)，雖然內地國學基礎教育仍有所欠缺，但老師、學生和家長對國學、傳統(tǒng)文化知識的學習意愿十分強烈。

在最近一次的教育部新聞發(fā)布會上，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續(xù)梅表示，受教材內容、教育環(huán)境等多種因素影響，這套名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臺灣必選課教材，在部分試點學校中作為課余讀物，教育部持贊同和支持態(tài)度。

一個月“淺嘗”過去，這樣一個有著良好初衷的民間探索，能不能如愿推廣?記者發(fā)現(xiàn)，這套教材要得到推廣，首先遭遇的就是教育環(huán)境問題。

據(jù)了解，從1956年開始，臺灣地區(qū)高中課程中一直安排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科目，屬于必修科目。臺灣地區(qū)現(xiàn)有48%的學校、5.3萬高中生在使用該教材。但目前內地對國學課的教學并沒有列入應試內容中，“涉及的部分文言文內容，都在語文科目中得到講解和考核”，因此學校多是把國學作為選修課，主要是提高學生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和道德教養(yǎng)，尤其在高中，主要以誦讀經(jīng)典為主。

比如，深圳中學去年就在高一年級中開設“中國文化經(jīng)典誦讀”課程，編校了《中國文化經(jīng)典誦讀》教材。該課程每周安排45分鐘，由教師帶領大聲誦讀�？疾旆绞揭卜枪P試，而是采用抽段朗讀的方式，檢查學生是否熟讀。

曾經(jīng)關注過臺灣國學教材推介的北京101中學目前也還沒有啟用該教材。“這套教材因為內容太豐富，太成體系了，反而不適合我們學校的教學大綱。”該校相關負責老師說，國學課在全日制教學中作為選修課，本來課時有限。臺灣國學教材內容量大，內地學校沒有那么多課時來消化這些內容。

困境：國學專業(yè)師資貧乏 已展開培訓

盡管華師附中明年計劃以《中華文化基礎教材》開一門單獨的選修課，但黃德初也認為，這堂課可能更多地偏向德育為主的育人基礎教材。“如果作為必修課教材，考慮到目前師資、評價體系等方面的因素，并不太現(xiàn)實。”

與此同時，專業(yè)師資貧乏也是中小學國學教育面臨的一大困境。

“如果所有公立學校都必須開設國學課，在現(xiàn)實操作中不是很妥當。”深圳科學高中語文組組長雷聲表示，由于國學課和語文課有交叉，在師資配備、學科建設和評估系統(tǒng)都沒有相應的標準時，難以讓課程順利開設。

盡管華師附中明年計劃以《中華文化基礎教材》開一門單獨的選修課，但黃德初也認為，可能更多地偏向德育為主的育人基礎教材。“如果作為必修課教材，考慮到目前師資、評價體系等方面的因素，并不太現(xiàn)實。”

據(jù)悉，此次引進版教材除選入《論語》、《孟子》外，《大學》、《中庸》等內容也被選入。“很多語文老師會認為這部分內容相對較深。”

據(jù)悉，許多中學的國學課老師都是從語文老師隊伍中挑出來的，但由于國內專門開設國學專業(yè)的大學很少，所以許多語文老師并沒有系統(tǒng)學習過國學。為此，中華書局不僅在改編教材時，考慮了教師用書和學生用書的相輔相成，同時該局經(jīng)典教育推廣中心也在教學試驗中以改編后的教材為載體，對相關老師展開講座、交流等培訓。

“教育者要有文化自覺，更要有文化自信，受誤解時‘不拋棄’，有隔閡時‘不放棄’，文化要融通，古今要傳承。”盡管這樣一個系統(tǒng)教材的推廣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在黃勝看來，不管怎樣，教育者都要以一種“做功德”的心態(tài)，用經(jīng)典文化浸潤和滋養(yǎng)學生。

雖然面臨的難題還不小，但在研討會上，兩岸學術界的不少有識之士都對這次引進教材的舉動“樂見其成”：“引進臺灣國學教材不僅是對內地國學教育的一種彌補，其實也是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執(zhí)行院長、博士生導師黃樸民認為，無論從出版還是從教學的角度，此次教材的引進出版都可以看作是一個探索性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