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犯最大錯誤:選溥儀繼位之謎

　　摘要：另一方面，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相繼去世，致使帝國失去了象征性的和實際上的權(quán)威中心。光緒皇帝雖然在最后階段并沒有掌握實權(quán)，可是他歷來的革新姿態(tài)為他在海內(nèi)外贏得了相當多的理解者和同情者，甚至包括部分列強，并且作為皇帝，他的象征意義在特殊時代里任何人無法比擬，也就意味著在他的名義下所進行的改革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支持。慈禧太后的權(quán)術(shù)和鐵腕同樣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1908年末，整個新政事業(yè)已經(jīng)進入到第7個年頭，深度的政治改革也已開啟長達3年之久，整個改革進程由此進入到

　　入到最為關(guān)鍵也最為艱難的階段。

　　然而，由于受到局勢發(fā)展的刺激，無論是民間的立憲人士還是朝中的立憲官僚，他們的立憲主張陡然變得更加激進，開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

　　另一方面，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相繼去世，致使帝國失去了象征性的和實際上的權(quán)威中心。光緒皇帝雖然在最后階段并沒有掌握實權(quán)，可是他歷來的革新姿態(tài)為他在海內(nèi)外贏得了相當多的理解者和同情者，甚至包括部分列強，并且作為皇帝，他的象征意義在特殊時代里任何人無法比擬，也就意味著在他的名義下所進行的改革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支持。慈禧太后的權(quán)術(shù)和鐵腕同樣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歷經(jīng)慈禧太后和攝政王載灃兩代皇室領(lǐng)導人的主持，在新舊過渡階段的政治體制中，領(lǐng)導者的個人素質(zhì)對于政局的影響非常明顯。慈禧太后當然不是一位立憲改革的激進領(lǐng)導者，但也絕對不是一位天然的反對者，就像日本明治天皇、俄國的彼得大帝，雖然都是封建君主，但仍能在他們主政時期完成歷史性革新。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并不需要這些跨越新舊兩個時代的最高統(tǒng)治者具有過多激進觀念，他們只需要跟隨近代化的浪潮往前走，并且對新事物、新思想、新體制保持一種善意的寬容，就不辱他們存在的使命。慈禧太后的弄權(quán)行為、保守思想無論對當時還是后世都貽害無窮，但是也需要認識到，如果把中國近代化歷程的坎坷過多地歸咎于她一個人的因素，只能說是一種極其膚淺的反思，這樣的所謂反思除了滿足口舌之娛外對認識問題毫無用處。

　　梁啟超在后來對李鴻章評價時說過這樣的話：“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于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同樣的道理——如果以近代中國之失政而盡歸于慈禧太后一人，即或把她罵得狗血噴頭，也不足惜。但同時也掩蓋了更為復雜、更為根本性的社會因素。

　　至少在清末新政開啟之后，正是慈禧太后這一政治權(quán)威的存在，保證了包括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在內(nèi)的整個政局的相對穩(wěn)定，各項新政事業(yè)也能大體做到按步運轉(zhuǎn)。一位考察了清末政治的西方學者認為：慈禧的突然死亡“使王朝失去了一個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維系這個解體的國家的強手。”(美)李約翰：《清帝遜位與列強》，第15～1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一個異國學者的事后考證并不能完全客觀反映歷史真實，同時也不能過度夸大這個權(quán)威的歷史作用，但是慈禧太后的突然死亡，確實導致了清末憲政改革更加坎坷，社會分裂程度進一步擴大。

　　慈禧太后作為新政改革的掌舵者差強人意。但是面對紛亂的利益之爭以及改革困境，她的內(nèi)心極度矛盾和焦灼，甚至越發(fā)感到力不從心。

　　其實早在庚子事件中，就顯示出她對局勢不能掌控的跡象，這種跡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表現(xiàn)在督撫們對她的諭旨置之不理，因為李鴻章、袁世凱這些實權(quán)人物一面抗詔不遵，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一面卻不得不對她表示出最大的忠誠以得到她的支持和諒解；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在她不能阻止強大頑固派的極端舉動，她并不是看不到義和團排外行為的危害性，她也不愿看到頑固王公們帶領(lǐng)團民沖入皇宮劫殺光緒皇帝，但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發(fā)生了，并且她一步步卷入進去并擔當了罪魁禍首的角色。洋務運動時期的種種事情可以表明，比起同時代的眾多官僚，她并不保守，可是她無法抵御強大的頑固逆流，并且自己被其淹沒也并不自知。

　　舉行新政之后，她的改革欲望非常強烈，并且盡其所能作出了種種努力和嘗試。但是因為她的閱歷、認識的限制，她無力應付新政過程中日益涌現(xiàn)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政改革風起云涌、前途幻化莫測之時，適逢她的晚年，一方面新政的前景為她帶來希望，另一方面現(xiàn)實困境使她陷入更大的悲觀。

　　張謇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影響巨大、聲望頗高，筆者在內(nèi)心深處一直對他心存由衷的景仰，認為像他這樣的歷史人物才是真正的近代化中堅力量。他性格堅定且視野寬廣，有著牢固的民族文化根基且勇于接受新的事物，還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并不是只停留在幼稚的幻想階段。在張謇眼里，沒有比國家利益更高的政府利益。當一個舊體制愿意更新并處于更新階段時，他會與其保持最大誠意、最大程度的合作；任何人都不會說張謇頑固、保守。即使當現(xiàn)行體制遭遇不測、命懸一線時，他仍舊會為其效命奔波，他這樣做并不是出于對舊體制的“愚忠”，只是為了將民族革新的代價降到最低點；但是如果這個體制真的被排擠出局，張謇就會毅然決然與新政府展開合作，而決不會對舊時代存在絲毫的留戀。無論處于任何政治集團、任何人主宰的政府，他都會勇于站到前臺嚴厲批評當局的失策。

　　張謇這樣的態(tài)度卻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睞。從1907年春開始，他受到慈禧太后4次召見，最高統(tǒng)治者希望從他那里得到真實有效的反饋信息和有益建言。據(jù)他后來的回憶，慈禧太后多次“語及時局之非，不覺淚下。”張謇直言官制的混亂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為推行新政籌措資金，國家財政陷入兩難的窘境，還如實陳述稅收加重，官吏盤剝，怨聲載道等世情。又言及海外留學生對國內(nèi)官員腐敗和憲政進程不滿，紛紛擁護革命，民心渙散令人震驚。慈禧太后聞此不禁失聲痛哭。

　　張謇曾直面向慈禧太后問道：改革是真還是假？

　　太后愕然：因為國家形勢不好才著手改良，改革還有真假不成？

　　她在張謇面前毫不掩飾自己的心力交瘁：“我久不聞汝言，政事敗壞如此。你可以問問皇上，現(xiàn)在召對臣工，不論大小，甚至連縣官也時常召見，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語以求激發(fā)天良，要求他們認真辦事？萬不料全無感動！”

　　其實慈禧太后在新政中、在憲政改革中也是大體跟著革新的潮流往前走，她的作用就在于利用她的鐵腕和權(quán)力保證了大局的平衡和穩(wěn)定。

　　1908年11月14日，37歲的光緒皇帝拖著久病的身軀在孤寂之中離開人世。

　　第二天，74歲的慈禧太后也隨之去世。慈禧太后時代正式宣告結(jié)束。

　　但是她的影響還在延續(xù)。她在病榻前立下政治遺囑，立3歲的溥儀為嗣皇帝，溥儀是第二代醇親王載灃的長子，載灃順理成章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

　　第一代醇親王奕譞共有7子。次子名為載湉，即光緒帝。五子為載灃，承襲醇親王爵。七子載濤，承襲貝勒。所以清朝兩代醇親王，每一代都出了皇帝，也都是父以子貴。

　　醇親王載灃在外表看來相貌堂堂，頗有風采。當年出入宮廷的美國醫(yī)生曾這樣描述說：“他緘默少語，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堅毅，腰板筆挺，雖不及中等身材，但渾身透露著高貴。”

　　載灃攝政初期，外國政府和國內(nèi)外立憲派都曾對他寄予厚望，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他曾出訪歐洲，“平生喜讀西書”，眼界超出一般王公貴族，載灃可堪稱清朝皇族親貴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1901年他18歲，以皇弟的顯貴身份率使團赴德國柏林，為去年義和團運動時德國公使克林德遇刺一事向德國皇帝威廉?亨利謝罪賠禮。他帶領(lǐng)參贊大臣張翼、蔭昌等經(jīng)香港、新加坡、錫蘭、瑞士到達德國。載灃抵達柏林后，雙方對謝罪儀式一度發(fā)生爭執(zhí)。德方要求載灃晉見德皇時行三鞠躬禮，參贊隨員均行跪拜禮。此種侮辱，使載灃不堪忍受。后經(jīng)據(jù)理力爭，謂世界各國使節(jié)覲見彼此元首時均不行跪拜禮，若德皇強欲清朝使者行中國禮，受禮者未必光榮，如傳聞于他國，反為德國之恥。措辭委婉而有理，經(jīng)多次往返交涉，德皇終決定俱行鞠躬禮。這次出使經(jīng)歷對他改革思想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并且他此后多年參與憲政籌備工作，在1906年政府討論立憲問題時，他就是立憲傾向較為明顯的王公之一，1908年國會請愿時，他呼吁確定開國會期限，以免使國民灰心。參見侯宜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16～21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應該說在政治主張上，這位身兼軍機大臣的親王是一個傾向于立憲救國論的政治人物。

　　第二，他是光緒帝的弟弟，人們認為他理應繼承乃兄遺志，認真籌備憲政，當對改革有著順理成章的熱情。

　　第三，他在政治上給人們留下了開明的印象。載灃出使歐洲后回到北京，攜帶“布魯厄姆”歐式馬車回國，駕著它到處來去。并且進入貴胄學堂，主修算學、化學、電學等13門近代課程。并自購地球儀、天文望遠鏡等科學儀器，在這位親王的日記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哈雷彗星、五星連珠、日食月食的記載，這些大多出自他的親自觀測。此后這位攝政王首先使用汽車、電話、剪辮子，也是第一個穿西服的王公。這些新的生活方式，在當時代表著一種全新的文化，人們有理由相信，這位攝政王會在立憲方面取得新的進步。

　　馬勇在他的《超越革命與改良》一書中這樣評價已持續(xù)7年之久的新政革新，并對它接下來的發(fā)展形式進行了評估：“不僅晚清的實權(quán)人物西太后確曾真誠地主張進步與革新，因為如果沒有她的默許和支持，恐怕不是沒有晚清的‘新政’之舉，即使1898年的維新運動也無從發(fā)生。而且西太后之后的清廷掌權(quán)者(載灃等人)，既無力拉歷史的車輪倒退，將局面歸復到西太后之前，更無心這樣去做，他們實際上繼續(xù)著西太后在世時業(yè)已開始的政治改革。不論清政府這一措施的實質(zhì)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為政治改革打開了通路。”馬勇：《超越革命與改良》，第62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

　　在具有這些天然優(yōu)勢的同時，載灃會是一位理想的改革領(lǐng)導者嗎？

　　一名優(yōu)秀的改革領(lǐng)導者除了應具有鮮明而進步的政治理念外，政治心理學者還認為：政治行為者的個人素質(zhì)對政治過程具有獨特的和無所不在的影響。(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政治學手冊精選》上冊，第346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溥杰在《父親醇親王載灃》中這樣描述載灃的性格：

　　我父親雖然成了國家擁有最高權(quán)力的人，可是他是個老實人，也和我祖父一樣，都是把權(quán)力看得較淡。

　　父親喜歡讀書，各種書報雜志都看，經(jīng)常讀的是史書，尤其是《資治通鑒》。晚年自號“書癖”，他有方圖章，刻的是“書癖”兩字；也愛看戲，喜歡看楊小樓、梅蘭芳、譚鑫培等人的戲。他甚至還喜歡學點天文學。夏季夜晚，他給孩子們指認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現(xiàn)，他和孩子們隔著熏黑的玻璃片觀察太陽，并把日食、月食經(jīng)過的情況記入日記，附上工筆繪畫的圖形。

　　我常想父親如果不當攝政王，專門讀書研究的話，一定會有相當成就的。我后來喜歡讀書，也是受到家庭的影響。

　　載灃在讀書中自娛自樂，有感而發(fā)寫過這樣一副對聯(lián)：

　　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

　　載灃自己很欣賞這副對聯(lián)的意趣，還命人精刻下來，掛在書房門口。

　　深知其底蘊的胞弟載濤這樣評價他：“遇爭優(yōu)柔寡斷”，“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

　　光緒帝病歿時，在皇室近支溥字輩中，恭親王溥偉年歲最長，乃祖恭親王奕?生前有保存社稷之功，歿后配享太廟，這樣的政治影響不是其他任何近支所能比擬的。他曾經(jīng)被輿論認為最為合適的皇位繼承人。再如溥倫，無論個人性格還是能力資質(zhì)也都在載灃之上。

　　慈禧太后為何在嗣位問題上又一次棄大選��？

　　其一，與溥儀家的個人關(guān)系最近；

　　其二，防范袁世凱。溥儀的父親載灃是光緒皇帝的親兄弟，太后選定他為攝政王，主要是為了對野心勃勃的袁世凱預作防范。因為戊戌政變中袁世凱的不光彩行為，醇王府一系的政治勢力與袁世凱在感情上相互排斥。選載灃為攝政王，對袁世凱的權(quán)勢將是有力的鉗制。

　　還有一點很重要，載濤在他后來的回憶中曾做過這樣的分析：“慈禧太后自認為身體尚好，準備在接下來的新皇時代繼續(xù)垂簾聽政，所以側(cè)重于冊立幼君。”載濤：《載灃與袁世凱的矛盾》，《晚清宮廷生活見聞》，第79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這就要求新君背后的政治勢力絕對聽命于她，而當時較為符合條件的就只有三歲的溥儀和他的父親載灃。換言說，正是載灃性格的溫和性讓慈禧太后垂青于他。

　　由此可見，是慈禧太后對權(quán)力的貪欲和私欲導致了載灃軟弱政權(quán)的出現(xiàn)。

　　學者蕭功秦這樣評價慈禧太后此舉：可以說，慈禧選擇載灃與年僅三歲的溥儀作為大清皇權(quán)的繼承者和監(jiān)國者這一件事，是這位執(zhí)掌中國大權(quán)達四十年之久的最高執(zhí)政者所犯的許多錯誤中，最后的也可以說是最為致命的錯誤之一。因為，當中國最需要一個有經(jīng)驗、能力和意志力的決策權(quán)威人物的關(guān)鍵時期，慈禧竟然為了一己的私欲，而選擇了最不適于作為最高執(zhí)政者的人物來充當此任。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清末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激進與保守》，第246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

　　他還以俄國最后一位專制君主尼古拉二世與載灃作比，發(fā)現(xiàn)二者有著驚人的歷史相似性。在1894年，尼古拉二世繼承亞歷山大三世成為新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具有優(yōu)秀的個人品性，他簡樸、謙和，熱愛家庭，頗具教養(yǎng)。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他的這種高貴優(yōu)雅的素養(yǎng)對處理政治危機毫無用處，因為危機時代需求的治世之才除了眼界開闊、富有政治魅力，更應該具備頑強、果敢、靈活的特性，“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俄國，只有另外一個像彼得大帝那樣的俄國沙皇出現(xiàn)，才能夠拯救羅曼諾夫王朝和帝制俄國，而尼古拉絕不是這樣的君主。清王朝的攝政王載灃也同樣如此。”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清末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激進與保守》，第246～247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