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xù)集》自序——張愛玲

　　《續(xù)集》自序(張愛玲)

　　書名《續(xù)集》，是繼續(xù)寫下去的意思。雖然也并沒有停止過，近年來寫得少，列出后常有人沒看見，以為我擱筆了。

　　前些日子有人將埋藏多年的舊作《小艾》發(fā)掘出來，分別在臺港兩地刊載，事先連我本人都不知情。這逆轉(zhuǎn)了英文俗語的說法：“押著馬兒去河邊，還要撤著它喝水。”水的冷暖只有馬兒自知。聽說《小艾》在香港公開以單行本出版，用的不是原來筆名梁京，卻理直氣壯地擅用我的本名，其大膽當然比不上以我名字出版《笑聲淚痕》的那位“張愛玲”。我一度就讀于香港大學，后來因珍珠港事變沒有完成學業(yè)；一九五二年重臨香港，住了三年，都有記錄可查。我實在不愿為了“正名”而大動于戈。出版社認為對《小艾》心懷匣測者頗不乏人，勸我不要再蹉陀下去，免得重蹈覆轍。事實上，我的確收到幾位出版商寄來的預(yù)支版稅和合約，只好原壁奉還，一則非常不喜歡這篇小說，更不喜歡以《小艾》名字單獨出現(xiàn)，二則我的書一向歸皇冠出版，多年來想必大家都知道。只怪我這一陣心不在“馬”，好久沒有在綠茵場上出現(xiàn)，以致別人認為有機可乘，其實仍是無稽之談而已。

　　這使我想到，本人還在好好地過日子，只是寫得較少，卻先后有人將我的作品視為公產(chǎn)，隨意發(fā)表出書，居然悼棒責備我不應(yīng)發(fā)表自己的舊作，反而侵犯了他的權(quán)利。我無從想象富有幽默感如蕭伯納，大男子主義如海明威，怎么樣應(yīng)付這種堂而皇之的海盜行為。他們在英美榮庸諾貝爾文學獎，生前死后獲得應(yīng)有的版權(quán)保障。蕭伯納的《賣花女》在舞臺上后，改編成黑自電影，又改編成輕音樂劇《窈窕淑女》，再改編成七彩寬銀幕電影，都得到版權(quán)費。海明威未完成的遺作經(jīng)人整理后出版，他的繼承人依舊享受可觀的版稅。如果他們遇到我這種情況，相信蕭伯納絕不會那么長壽，海明威的獵槍也會提前走火。

　　我想既然將舊作出版，索性把從前遺留在上海的作品選出一本文集，名之為《余韻》。另外自一九五二年離開上海后在海外各地發(fā)表而未收入書中的文章編成一集，名之為《續(xù)集》，免得將來再鬧《紅樓夢》中瞞贓的竊盜官司。

　　《談吃與畫餅充饑》寫得比較細詳，引起不少議論。多數(shù)人印象中以為我吃得又少又隨便，幾乎不食人間煙火，讀后大為驚訝，甚至認為我“另有一功”。衣食住行我一向比較注重衣和食，然而現(xiàn)在連這一點偏嗜都成為奢侈了。至少這篇文章可以滿足一部分訪問者和在顯徽鏡下“看張”者的好奇心。這種自白式的文章只是掠鴻一瞥，雖然是頗長的一瞥。我是名演員嘉寶的信徒，幾十年來她利用化妝和演技在紐約隱居，很少為人識破，因為一生信奉“我要單獨生活”的原則。記得一幅漫畫以青草地來譬喻嘉寶，上面寫明“私家重地，請勿踐踏”。作者借用書刊和讀者間接溝通，演員卻非直接面對觀眾不可，為什么作家同樣享受不到隱私權(quán)？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逼寫出來的。不少讀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關(guān)系，往往混為一談。曹雪芹的《紅樓夢》如果不是自傳，就是他傳，或是臺傳，偏偏沒有人拿它當小說讀。最近又有人說，《色·戒》的女主角確有其人，證明我必有所據(jù)，而他說的這篇報道是近年才以回憶錄形式出現(xiàn)的。當年敵偽特務(wù)斗爭的內(nèi)幕哪里輪得到我們這種平常百姓知道底細？記得王爾德說過，“藝術(shù)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藝術(shù)。”我很高興我在一九五三年開始構(gòu)思的短篇小說終于在人生上有了著落。

　　《魂歸離恨天》(暫名)是我為電懋公司寫的最后一出劇本，沒有交到導演手上，公司已告結(jié)束。多謝秦羽女士找了出來物歸原主。“StaleMates”(《老搭子》

　　)曾在美國《記者》雙周刊上刊出，勸得宋淇找出來把它和我用中文重寫的《五四遺事》并列在一起，自己看來居然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故事是同一個，表現(xiàn)的手法略有出入，因為要遷就讀者的口味，絕不能說是翻譯。

　　最近看到不少關(guān)于我的話，不盡不實的地方自己不愿動筆澄清，本想請宋煤代寫一篇更正的文章。后來想想作家是天生給人誤解的，解釋也沒完沒了，何況宋棋和文美自有他們操心的事。我一直牽掛他們的健康，每次寫信都說“想必好了”，根本沒有體察到過去一年(出《余韻》的時期)他們正在昏暗的隧道中摸索，現(xiàn)在他們已走到盡頭，看見了天光，正是《續(xù)集》面世的時候。我覺得時機再好也沒有。尤其高興的是能借這個機會告訴讀者：我仍舊繼續(xù)寫作。

　　(收入《續(xù)集》，臺北皇冠出版杜1988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