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時評：高校去行政化 無法只身前行

　　北大校長宣布在院系一級去行政化改革，再次把大學去行政化擺在了公眾面前。

　　大學去行政化，說的白一點，就是去行政級別。這個話題是老話題了，估計敢公開反對的沒有幾個人，因為這個話題存在理論正確性。大學就是大學，怎么也論起做官了？你看美國的大學，英國的大學，哪個有行政級別？當然，還隱含了一個話題，一旦有行政級別，就涉及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問題，聽誰的？

　　有一句俗話，存在就有其合理的理由。中國的大學為什么會有行政級別？難道只有大學有行政級別，其他的就沒有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不僅大學有，中小學也有，職業(yè)學校也有。

　　何止學校，企業(yè)也有。部級，副部級，正局級，處級，科級，幾乎覆蓋整個系統(tǒng)，紛繁復雜。

　　何止企業(yè)，我們大量社會團體也是部級，副部級，司局級，處級等等，紛繁復雜；

　　不僅是各社會團體，我們的各種專業(yè)文化藝術團體與體育協(xié)會也同樣都是有級別的，書法家協(xié)會，美術家協(xié)會，文學藝術家協(xié)會，足球隊，網(wǎng)球隊，乒乓球隊……

　　在中國，行政級別無處不在，遍布所有領域，這就是中國社會組織與治理的基本體系特點。各種隱性顯性福利待遇都與這種級別密切掛鉤，一旦沒有了行政級別，就沒有了各種福利待遇。比如部級醫(yī)療待遇和局級就有明顯的區(qū)別，局級和處級也不同，退休后工資也因級別不同而不同，林林總總涉及很多方面。

　　也正因此，很多省市都給兩院院士副部級待遇，以落實對這些優(yōu)秀人才的厚愛，厚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優(yōu)待與尊重落實下來，有一定之規(guī)。

　　顯然，我們和美國等其他國家是不同的，不僅政治體制不同，我們最基本的社會組織與治理體系也不同。在這個龐大的社會組織系統(tǒng)里，大學只是其中很渺小的一部分。

　　美國的大學校長，他們的薪資是多少？更何況他們很多學校還是私立性質(zhì)的，我們呢？我們的香港地區(qū)，大學校長年薪動輒五六百萬港幣，還配有官邸，我們有嗎？相關部門給校長這些你會贊同嗎？

　　大學校長賦予行政級別，只是這個社會治理體系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取消這個局部體系的級別幾乎成為不可能，原因很簡單，是不匹配的，是在和整個社會治理體系沖突對抗，這涉及幾乎所有社會管理與服務部門的調(diào)整。比如財政部是否還需要給高校單列一個公務報銷體系？勞動部門是否還需要給高校一個完全不同的薪酬體系？

　　我相信，很多校長老師是支持這種改革的，但前提是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在沒有對與之關聯(lián)的福利、薪酬待遇等調(diào)整到位前，恐怕是沒有太多人支持的。但是修改這個體系，實際就需要對整個社會治理體系進行系統(tǒng)修改。全局不動，只動枝節(jié)，這是不可能的，絕非覺悟高低問題。這些年來高校去行政化，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這里。

　　此番北大再次提起去行政化的改革，讓我想起了北大10余年前的人事制度改革。著名學者、校長助理張維迎牽頭的人事制度改革，在掀起一場社會熱議后，不了了之，原因與之相仿。相比高校，國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似乎要容易得多，但多年下來，幾乎沒有任何進展。

　　我更想提醒一點，我們的高校，幾乎都是公立的，不是私立學校，我們的教育也一直在強調(diào)培養(yǎng)接班人，如何捋順這個關系？很多專家輿論只是喊著爽，并不真的關心可行性。

　　與去行政化的觀點直接相關，我們的輿論一直強調(diào)教授治校，這也是去行政化一個重要基礎理論認知，對此我不能完全贊同。

　　上世紀90年代初，著名華人學者田長霖出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這也是第一次有華人學者出任世界著名大學校長。田長霖在談到他做校長與教授的區(qū)別時，用了一個字表達了這種刻骨銘心的區(qū)別：錢。大意是平均下來每天他需要搞到100萬美元的捐贈，否則學校就無以為繼。英國高校管理體制中，有一個名義校長，但同時有一個執(zhí)行校長，名義校長一般由著名學者出任，更像一個招牌，執(zhí)行校長才是真正的校長，其原因就是強調(diào)校長首先需要有經(jīng)營管理能力，而不是學術。因此，校長，首先是一個管理人才，是教授中的優(yōu)秀管理人才，而不能只是懂得治學的教授。

　　我并非反對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員化，我只是想提醒，高校無法先行，因為做不到。隨著社會進步，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與改革，相信會有那么一天，只是我們不要再動輒講美國如何，中國不是美國，無法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