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戰(zhàn)爭史上兩大懸謎

　　中國近代史雖然只有短短幾十年，卻給后人留下了不少撲朔迷離的謎。信手拈來，就可以羅列出以下幾個：

　　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琦善是否與英方私自訂立《穿鼻草約》?

　　太平天國時期，楊秀清是否逼封萬歲?石達開的離開天京是“負氣出走”還是“戰(zhàn)略轉(zhuǎn)移”?李秀成被俘后是真降，還是偽降?世上所傳的《李秀成自傳》原稿是他的真跡，還是曾國藩偽造的?

　　在甲午海戰(zhàn)中，濟遠艦管帶方伯謙是不是“臨陣脫逃”?

　　戊戌變法的時候，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是否密謀圍攻頤和園，廢掉慈禧太后?康有為真的藏有光緒的“衣帶詔” 嗎?

　　義和團運動的時候，慈禧太后真的是因為聽信了外國公使要求她 “歸政”的傳言才下令和列強宣戰(zhàn)的嗎?

　　還有，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軍軍費去修繕頤和園?同治、光緒皇帝又是怎么死的?李鴻章與俄國簽定《中俄密約》時是否收受了300萬盧布的賄賂?等等。通過考證和論辯，有些謎似乎已經(jīng)解開，趨于定論;有些謎至今仍有爭議。與此同時，又有更多的不解之謎不斷地被人發(fā)掘出來的。以下，我們就選擇其中的兩個謎，看看它們在史學界被爭論的情況。

　　謎之一：李秀成是真的投敵嗎?

　　眾所周知，太平天國的京城被攻破以后，李秀成保護天王幼子突破重圍后，不幸被湘軍俘虜。在囚室中，李秀成寫了洋洋數(shù)萬言的《自述》，供認自己參加太平天國的歷程。以前的教科書都據(jù)此把李秀成說成是晚節(jié)不保的叛徒，有一個時期，還把他當作政治上的批判對象而大加韃伐。不過，事實并不是那么簡單的。首先，這個《自述》的內(nèi)容是否真實就值得懷疑。

　　李秀成的自述完成之后，曾國藩命人刪改謄抄一份上報軍機處，而李秀成的親筆原稿則被曾國藩私下保留了下來。那份謄抄的文本由九如堂刊刻行世，而被曾氏保留下來的原稿則深藏曾家密室，由曾國藩的后人保管，秘不示人。因為九如堂刻本“李秀成自述”是經(jīng)曾國藩刪改過的，所以不足為據(jù)。而李秀成的原稿，除曾家后人外，誰也沒有見到。長期以來，人們不禁猜測：李秀成的原稿里到底有哪些內(nèi)容呢?曾國藩為什么要刪改李秀成自述呢?莫非有不可告人之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種猜測就是，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勸曾國藩反清，自己做皇帝。如著名的史學家孟森就猜測，李秀成“可能以種族之見動曾，其時漢人已握實力，滿人積威已替，不無動以取而代之說”。

　　為了解開這一個謎，1944 年，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的呂集義先生千里迢迢來到湖南湘鄉(xiāng)曾國藩老家，請求曾國藩后人把李秀成原稿拿出來看一看，以便和刊行本對照一下。曾氏后人先是左右推托，不肯出示。后來看到呂先生態(tài)度極為堅決，曾氏的兄弟姐妹幾個商量了數(shù)天，最終還是把李秀成原稿這個祖?zhèn)髅貙毎崃顺鰜�，但是有個條件，只許在曾家藏書樓里看，不能帶走。呂集義“為人狂喜”，連續(xù)兩天對照著刊行本進行緊張的補抄、改正。在工作時，“曾氏兄弟輪流守在桌旁，跬步不離;每當休息、吃飯，則必將原稿攜入內(nèi)室，扃之匣笥，護惜有逾珍寶”。抄補完畢后，呂集義還拍攝了稿本的照片14頁帶了回來。

　　九如堂刻本原有27，000多字，這次呂先生共補抄了5，000多字，合計33，000多字，并據(jù)此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補本》。羅爾綱先生就是根據(jù)呂氏的校補本和這14張照片進行研究，寫出了著名的考證著作《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呂集義和羅爾綱二人都認為曾家所藏李秀成原稿是真跡無疑。

　　主要的理由是：

　　第一，從筆跡上看，曾家所藏“原稿”是和李秀成的真跡是同出一人之手的。當時參加審訊李秀成的龐際云藏有李秀成親筆答詞28字(現(xiàn)藏上海市文管會)。羅爾綱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一字一句，一點一撇地拿 “原稿”和上述真跡相片對照，并且還征求了筆跡鑒定專家的意見，斷定“原稿”是真品。

　　第二，從內(nèi)容上看，“原稿”將金田起義到天京陷落這14年的每一個過程和細節(jié)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很難想象會是曾國藩親自捏造的。而且， “原稿”在稱謂上多遵循太平天國的制度，也非曾國藩所能知道的。

　　第三，“原稿”里用了很多李秀成家鄉(xiāng)的方言，也決非曾國藩等人所能偽造出來的。呂、羅認為 “原稿”是真跡的觀點在很長的時間里似乎成為定論。但是到了60年代初。曾家所藏的這批“原稿”在臺灣的世界書局影印出版了(這個影印本的底子和呂集義所見的是一模一樣的)，這樣，其他史學家才見到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全貌。許多史學家由此提出了與羅爾綱不同的看法，認為這份“原稿”其實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偽造或刪改后，讓人模仿李秀成的筆跡炮制的。持這種觀點的榮孟源先生所列的理由是：

　　第一，根據(jù)其他史料，李秀成是每一天寫若干頁交給曾國藩的(共9天)，按理說，每天寫的最后一頁一般總要空幾行或幾字，可 “原稿”上每一天都寫滿最后一頁紙、最后一行字，這恐怕不是偶然的;

　　第二，“原稿”的字數(shù)和記載的字數(shù)不等。據(jù)記載，李秀成共寫了5萬字，而“原稿”只有3.3萬字。如果另外1萬多字是被曾國藩撕毀了的，那么， “原稿”的內(nèi)容應該是不相銜接的，然而， “原稿” 卻是前后內(nèi)容完全相連的;

　　第三，“原稿”的用詞該避諱的時候不避諱，不該避諱的地方卻避諱了，如果偶爾筆誤，可以理解，而“原稿”在這方面的筆誤卻多得離奇。除此之外，判定所謂“原稿”不是李秀成真跡還有其他方面的理由，這里不再一一舉出。但羅爾綱先生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榮先生并沒有從筆跡鑒定等方面推翻他的論斷，而筆跡鑒定是所有論據(jù)中最權威、最無可辯駁的。榮先生則認為，偽造筆跡古已有之，不足為證。雙方誰也沒有說服誰。那么，“原稿”筆跡是否和李秀成真跡是同出一人之手呢?不妨讓聰明的讀者自己判斷一下：問題是，即使“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跡，也還是不能判斷李秀成是不是真的投降。對此，羅爾綱先生提出了李秀成“ 偽降”、“施苦肉計”這一大膽假設。他的理由如下：

　　其一，“原稿”露出最少12 處破綻。例如，反復表白寫“自述” 是因感戴曾國藩兄弟的恩德;假造他與天王的不和而隱瞞天王對他的信任;虛構(gòu)自己對清軍的仁慈并且有意自污等等：這些可能是李秀成 “有所為而言”的，目的是要獲得曾國藩的信任，以便相機行事。

　　其二，“原稿”里隱瞞了最重要的真相，以便誤導曾國藩，保存太平天國的殘余力量。天京失陷以后，李秀成掩護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沖出重圍，他是知道幼天王此時已經(jīng)脫離了險境的。但李秀成故意說幼天王“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并未奇(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殺矣。”此外，李秀成還隱瞞了太平天國其他主力的動向，隱瞞了天京城內(nèi)還藏有大量太平天國的金銀財寶的事實。如果李秀成是真心投降，完全可以出賣這些信息以邀功，但是他卻沒有這么干。

　　其三，從李秀成一生中出色的功績以及被俘后的英勇表現(xiàn)上推測，他不象是因為貪生怕死才投降的，一定是另有所圖。

　　其四，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了李秀成的偽降是可行的和有前途的。

　　曾國藩的湘軍攻陷了天京后，力量變得空前的強大。而清朝的“中央軍”已經(jīng)被證明是不堪一擊的。以曾國藩一時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推翻滿清，自立為皇帝的。曾國藩的手下也多有勸他反清的。據(jù)傳，曾國藩的部下彭玉麟曾寫密信給他，問“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曾面色立變，急說：“不成話，不成話，雪琴(彭玉麟)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把信撕碎搓成團，吞下肚去。如此可以推測，李秀成也是有可能設計出一個深謀遠慮的計劃，先勸說曾國藩自立皇帝，然后再伺機恢復太平天國的事業(yè)。

　　其五，曾國藩后人的口碑旁證了李秀成偽降是為了勸曾國藩推翻滿清，自己做皇帝的。曾家所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中有一萬多字被撕毀，這一萬多字里都寫了些什么呢?不禁讓人懷疑里面可能就是李秀成勸說曾國藩反清的內(nèi)容。對這樣招引殺身之禍的東西，曾國藩當然要把它銷毀得干干凈凈，以便死無對證。后來，曾國藩的曾外孫女，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俞大縝向羅爾綱提供了這樣一條重要的口碑：我母親曾廣珊，是曾國藩的外孫女。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有一天，她在臥室內(nèi)和家中少數(shù)幾個人聊天，有人提起母親出生的地方，說兩江總督衙門就是現(xiàn)在的國民政府，過去是天王府。大概因為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隨便閑談。我沒有注意具體內(nèi)容，我已記不起了。事后母親親口對我說：‘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當時我沒有認識到這句話的重要性，所以沒有追問，現(xiàn)在萬分后悔。幾年后，我讀了羅爾綱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箋證》，才知道曾國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毀掉，再把母親對我所講的那句話聯(lián)系起來，就恍然大悟李秀成的確是想學三國中的姜維(偽降)。俞教授還強調(diào)說，“我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決不說謊話的。”羅爾綱認為，曾廣珊是有學問的婦女，不是一般的婦女，是不會作無稽之談的。而且，她們是在自己家里談自己家的事，決無任何的目的在內(nèi)，所以是極為可信的。因此，這個口碑正是一條千真萬確地證明李秀成想學三國時的姜維偽降曾國藩的鐵證。

　　甲午海戰(zhàn)中北洋艦隊失敗，以前都把責任推到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身上，說他在海戰(zhàn)開始后首先臨陣脫逃，以致“牽亂陣勢”，導致海戰(zhàn)的失敗。戰(zhàn)后，李鴻章和丁汝昌以方伯謙“臨陣脫逃”罪奏報朝廷，依旨正法。在之后很長的時間內(nèi)，方伯謙“臨陣脫逃”成為定論，雖早有人提出疑問，但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謎之二：方伯謙被殺是否冤案?

　　八十年代以來，方伯謙案是否冤枉一時成為近代史的一個熱點。維持原說者有之(正方)，翻案者有之(反方)。后來，有關這個問題的論文竟然結(jié)集出版，這在出版史上是少有的。下面我們先來看看正方是怎么論證的：正方闡述這樣一個基本史實：海戰(zhàn)中濟遠艦累中敵炮，首先掛起表示本艦受重傷不能再戰(zhàn)的白旗，后來看見鄧世昌的致遠艦被擊沉后，管帶方伯謙產(chǎn)生畏懼心理，首先率艦逃出陣外，駛回旅順基地。廣甲艦見濟遠逃跑，也尾隨其后撤回，慌亂中觸礁擱淺。濟遠、廣甲的退出，使北洋艦隊的陣勢出現(xiàn)嚴重混亂，被日軍各個擊破，最終導致海戰(zhàn)的失敗。戰(zhàn)后，水師提督汝丁昌向李鴻章報告海戰(zhàn)情形，以“濟遠首先退避，將隊伍牽亂，廣甲隨逃。若不嚴行參辦，將來無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鴻章根據(jù)丁汝昌的報告上報軍機處，請將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即行正法。軍機處依報同意。隨即，方伯謙在旅順被斬首。廣甲艦管帶吳敬榮則只受到“撤職留營”的處分。上方的這個論點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并且被寫進了歷史教科書。

　　雖然在當時就有人為方伯謙喊冤，但只是被當成野史而姑存一說。1980年，季平子先生在《歷史研究》上發(fā)表文章，對方伯謙案提出了疑義，率先引發(fā)了爭論。次年，主張前說的戚其章先生進行了辯解，堅持認為方伯謙是罪有應得。季先生不服，隔年又寫文章反駁。一時正反兩方爭論得難解難分。后來，隨著新的史料的發(fā)現(xiàn)，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辯論的行列。反方根據(jù)尚未發(fā)表過的盧毓英手稿《盧氏甲午前后雜記》，論證方伯謙案確系冤案。盧氏是廣甲艦上的管輪，親自參加了甲午海戰(zhàn)。廣甲艦觸礁擱淺后，他搭乘濟遠艦回到旅順。因是作者親臨現(xiàn)場，所記史事應該是最為可靠的。

　　從他的雜記和其他史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以下的實：首先，甲午海戰(zhàn)中我方陣勢的混亂是由于戰(zhàn)術上的輕敵和提督丁汝昌指揮不力造成的，并不是因為濟遠艦的撤出才“將船伍牽亂”的。是丁汝昌未等艦隊列隊完畢，就輕率地發(fā)出進攻的命令，以致使我方陣勢出現(xiàn)混亂狀態(tài)，被日艦各個擊破。

　　其次，真正首先逃跑的是廣甲艦而不是濟遠艦。廣甲艦在致遠艦的后面，一看到致遠艦被擊沉，頓時“全軍膽落，心愈慌亂”，在“未受一炮”的情況下就倉皇逃離戰(zhàn)場，慌亂中觸礁。而濟遠艦因為“當?之沖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從應敵”，才被迫撤出戰(zhàn)場的。從先后來說，廣甲艦遠比濟遠艦逃離戰(zhàn)場早;從性質(zhì)來說，廣甲艦俏返刑命，而濟遠艦是因為受到重傷不能再戰(zhàn)才撤出戰(zhàn)列的。第三，丁汝昌和方伯謙平日結(jié)下仇怨，丁乘機報復，制造了方伯謙冤案。方、丁二人曾在劉公島爭地造屋，結(jié)果方觸犯了丁的私利，丁一直懷恨在心。另外，方、丁二人“在滬同溺一妓，俱欲以金屋貯之。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壯偉，誓愿嫁方。”因此，丁汝昌深恨方伯謙“奪其所好”;第四，甲午海戰(zhàn)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丁汝昌指揮不力造成的。丁為了推卸責任，就把方伯謙當成替罪羊推上了斷頭臺。同時，海戰(zhàn)中真正返艦跑的廣甲艦管帶吳敬榮，是丁汝昌的同鄉(xiāng)心腹，丁汝昌之害死方伯謙，正可遮掩吳敬榮的罪行。

　　但是正方對以上說法不以為然，他們提出了以下理由：一，方伯謙在戰(zhàn)斗正在進行的時候就離開戰(zhàn)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根據(jù)北洋海軍的有關章程，顯然應該“臨陣逃亡，斬立決”，即使不存在將隊伍牽亂的問題，被正法也是不冤枉的。二，“盧氏雜記”本身就露出破綻，作了濟遠艦先逃的佐證：盧氏在廣甲艦里親眼見到并記錄了經(jīng)遠艦沉沒的情形，而方伯謙在他的報告中對經(jīng)遠艦沉沒這一重大事件卻只字未提。可見，經(jīng)遠艦沉沒的時候，方伯謙已經(jīng)逃離了現(xiàn)場，而廣甲艦是在經(jīng)遠艦沉沒后才離開戰(zhàn)場的。三，濟遠艦是否因受重傷不能再戰(zhàn)才退出戰(zhàn)斗的問題?正方指出，日本海軍方面的材料對和定遠、鎮(zhèn)遠、來遠、靖遠、經(jīng)遠、致遠等中方艦只的交戰(zhàn)情況描寫非常詳細，偏偏沒有對濟遠艦有所描述，說濟遠受傷如此嚴重值得懷疑。而且，濟遠艦處于隊列的左翼，而海戰(zhàn)的焦點卻是在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