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目擊臺海風云：周恩來秘密溝通國共關系

　　周恩來秘密會晤溝通兩黨關系

　　講述人：原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童小鵬

　　據(jù)原南海艦隊司令員吳瑞林回憶：1963年底，海軍通知我和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前往北京，參加一個重要會議。會議結束后，時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同志突然到我的房間。他說：“我來向你傳達一個重要任務�？偫硪�去視察珠江口，還有兩位首長和周總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鵬同志和我，還可能有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和副廳長，人數(shù)不多。”

　　我問：“需要多少時間?”他說：“5天以內。”我回到艦隊以后，分頭打電話通知有關人，并作周密安排，決定將一條大登陸艦先到內零丁洋等島進行訓練，實際上是對香港進行觀察警戒，一條中型的登陸艦放在三灶島進行訓練，實際是對澳門進行觀察警戒。另外兩條掃雷艦、兩條獵潛艇和一條巡邏艇，做好出海的一切準備工作，在一天半之內，黃埔港來了個大整頓，到處充滿了迎接外賓的節(jié)日氣氛。

　　第5天，總理按時來視察黃埔，與總理同來的有陳毅副總理，張治中先生，他們由陶鑄同志陪同從新洲乘船到達黃埔，我到新洲將他們接過江來。到了艦上，總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與陶鑄同志、王副司令等握手告別。

　　天將黑時，艦艇來到了零丁洋錨地拋錨。第二天，吃完早餐，總理等上岸到萬山要塞防區(qū)，晚上又回到艦上。總理用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把5條艦艇看完了。回來之后，總理登上了指揮塔，看到了香港、澳門的夜景，總理說：“你選擇的這個錨地好啊，既看到了香港、又看到了澳門的夜景。兩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很感興趣。”看完之后，總理下到艦長室(臨時作總理的寢室)。

　　總理說：我來時，毛主席要我向你傳達一個任務，就是要你們準備執(zhí)行“援越抗美”的任務。中央一些領導同志曾研究過，以后中央還要召開會議正式研究討論。

　　毛主席指出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海南島西部和北部灣，目的是迂回配合越南的正面進攻，這個范圍小一點，預計頂多是美國兩個師，吳庭艷三四個師，蔣介石三四個師，美國亦有可能出現(xiàn)兩個到三個航空母艦來掩護其進攻，大約共有十萬人吧。

　　另一個方向，是范圍大的，美國對我國再來一次局部戰(zhàn)爭，美國可能來六七個師，蔣介石、吳庭艷各來十多個師，在湛江登陸，湛江有軍港、有商港、有飛機場、有鐵路，可以直達柳州，使其向我進攻的條件具備，可直接威脅我三線后方。估計它會如此。此外，蔣介石可能在東南沿海登陸，香港的英國人亦可能來配合，我們也不怕，毛主席決心已下，再來打一場戰(zhàn)爭，打了再建。毛主席已下了這個決心。中央領導同志都同意了毛主席這個意見，所以毛主席指示，南海艦隊要進入全面的備戰(zhàn)。

　　周總理又說：你將戰(zhàn)斗準備的重點放在海南島西部和北部灣。在北部灣就是你們這個艇隊，再加上廣西的韋國清，對此你可先不傳達，欽州五個縣劃給廣西，對此中央已決定了，這樣打起仗來就更方便了，其他戰(zhàn)備問題你都可向艇隊其他領導同志傳達。若敵人在湛江登陸，打大一點的局部戰(zhàn)爭，中央擬組建北部灣戰(zhàn)略指揮部，機構還是你們這個機構，指揮機關還是這個指揮機關，由吳瑞林任總指揮，韋國清任政委。

　　第二個問題，中央決定要東海艦隊搬出上海到浙江去選點，要南海艦隊搬到湛江。中央決定拿出3000萬元作為搬運費，每個艦隊要給1500萬元人民幣，各建20多萬平方米的營房足夠了。此項作為國家建設的重點項目，三大材料由國家調撥。

　　直到31年后的1995年春節(jié)，羅長青在和吳瑞林見面時才透露了總理這次絕密之行的目的。原來當時周恩來總理與張治中副委員長到廣東省邊境，與能溝通國共兩黨關系的人進行秘密會晤。在這次重要的秘密邊境會晤的幾天里，南海艦隊在附近海域里進行了小分隊軍事演習，以掩護會晤的順利進行，也確保了周總理一行的安全。

　　這次會晤溝通了當時的臺灣當局(蔣介石、陳誠、蔣經(jīng)國)與大陸，在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的問題上，事實上達成了默契，使國共兩黨有了一定基礎的共識。當時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對吳瑞林同志說明此行的詳情。在回顧完這段歷史后，吳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說，他這才知道1963年12月護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項重要的政治使命。

　　國共關系發(fā)生轉折時蔣經(jīng)國突然離世

　　講述人：原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三局局長耿文卿

　　為落實黨對臺政策，進一步推動對臺工作的開展，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給在臺灣的蔣經(jīng)國發(fā)出公開信，刊發(fā)在7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

　　廖承志的公開信到了蔣經(jīng)國手中，據(jù)說，蔣經(jīng)國看畢默不作聲，不置可否。

　　盡管如此，蔣經(jīng)國還是思考著怎樣回復這封信。“來而不往非禮也”，蔣經(jīng)國不能默不作聲，他要公開表明臺灣當局堅硬的立場，以表明臺灣當局對中共“統(tǒng)戰(zhàn)陰謀”的一貫回絕態(tài)度。于是，經(jīng)蔣經(jīng)國授意，臺灣當局搬出時為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美齡，請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tǒng)一的態(tài)度，她在信中說，“經(jīng)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xù)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xié)’，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這封信自然是糾葛在國民黨失敗情緒中難以自拔，并借機惡毒攻擊祖國大陸。

　　宋美齡的回信可以說是惡氣充盈，但盡管表面上如此，實際上蔣經(jīng)國在考慮著臺灣與大陸的和合問題了，他認識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他的密使已經(jīng)啟程趕赴北京了。盡管聯(lián)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義，遲遲不入正題。但到了1985年，蔣經(jīng)國已是滿身病痛，與隔絕大陸的聯(lián)系就更急迫了。當時，由于發(fā)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臺灣的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陸方面，由于鄧小平復出后堅決推行改革開放，經(jīng)濟建設熱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資金向大陸迸流，鄧小平本人也連續(xù)兩年被美國《時代》雜志評為“年度風云人物”，在臺灣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由此，蔣經(jīng)國認識到，不能不加快臺灣的改革步伐。

　　自廖承志公開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蔣經(jīng)國的密使沈誠，這個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黃埔第17期畢業(yè)生，已經(jīng)三度北上。沈誠在國民黨得勢大陸的年代，曾在國防部預備干部局擔任蔣經(jīng)國隨從參謀，是一位退役少將，他奉蔣經(jīng)國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義，進出祖國大陸，暗中傳遞海峽兩岸的信息，特別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蔣經(jīng)國明確指令，要加速與大陸最高領導層的溝通。因此，他得到了會晤鄧小平、楊尚昆、葉劍英、鄧穎超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寶貴機會。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臺北，將一封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信函親手交到蔣經(jīng)國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蔣經(jīng)國對楊尚昆的信一番反復研讀之后，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時說，他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蔣經(jīng)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宣布開放對大陸探親以及解除戒嚴。12月7日，蔣經(jīng)國對沈誠說，一月初將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赴北京談判的人選。

　　從廖承志的公開信，到楊尚昆的密信，再到蔣經(jīng)國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開始了國共兩黨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歷史往往在出乎人們設想的軌道上拐彎，意料之外的事不幸發(fā)生了。1988年1月8日，蔣經(jīng)國突然咯血逝世，蔣經(jīng)國準備與大陸聯(lián)系溝通的計劃也就隨蔣經(jīng)國的去世而無法實施了。

　　蔣氏父子不管如何頑固，對于一個中國，他們沒有絲毫動搖過，他們只承認國共兄弟之爭，盡管血雨腥風，也絕不允許國家分裂。蔣經(jīng)國也許在生命最后的昏迷中已經(jīng)回光返照地明白，臺灣與大陸的隔斷，必將斷送國民黨本身在臺灣的應有生命力。所以，必須最終與大陸走在一起，走一條統(tǒng)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與領導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關系重大，蔣經(jīng)國回應大陸畢竟太遲緩了，最后的決策也太晚了。他的死來得非常突然，蔣經(jīng)國對他的病情毫無知覺，自以為身體完全可以撐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準備國民黨十三全會的人事案;另一方面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密商對大陸政策的改變。

　　這樣，以廖承志公開信為切入點，在中國共產(chǎn)黨和平統(tǒng)一政策的推動下，經(jīng)過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峽兩岸持續(xù)了38年的隔絕狀態(tài)終于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