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架]《史記》：太史公之哭泣

　　《史記》：太史公之哭泣

　　天漢二年（公元前９９年），漢廷發(fā)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名將李廣之孫李陵率數千步兵，深入匈奴，先勝后敗，而救兵不至。在走投無路的重圍之中，這個家世悲慘、滿懷光宗耀祖志向的年輕人，不甘心就此在失敗中了斷一生，他做出了最為恥辱的決定：投降匈奴。對他而言，他只是想“留得青山在”；在現代人看來，在犧牲自己也不能改變戰(zhàn)局的情況下，投降而成為戰(zhàn)俘，也是無違道德的正常選擇。但在那個時代，在特別寡恩的漢廷，這個有“國士之風”的青年將軍卻就此徹底地鑄定了自己的悲劇命運。

　　這件事也徹底鑄就了另一個人的命運，這就是曾經與李陵共事過的司馬遷。他倆一文一武：當李陵在沙場上為漢廷浴血奮戰(zhàn)時，司馬遷也在書房中奮筆疾書，他在為這個大時代，為“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樹碑立傳。此刻，遠在漠北惶恐絕望的李陵決不會想到，司馬遷，這個他雖然認識，卻從未有過交往，“未嘗接杯酒之歡”的一介文人，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在為他辯護，從而冒犯武帝，被下獄，第二年，即公元前９８年，被判死刑。

　　同樣不甘心就此“輕于鴻毛”地死掉，“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也選擇了活下來，為此不惜接受最為恥辱的宮刑。

　　人類的悲劇是文學的溫床。這件事引出了漢代最著名的兩封書信：李陵的《答蘇武書》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

　　《答蘇武書》讓我們記起了一個被自己的民族拋棄，被大漠淹沒的人的絕望。

　　而《報任安書》，則寫盡了一個人被自己的政府羞辱，被人群歧視，在瀕臨崩潰的邊緣，如何獨力支撐，為了某種希望，所能承受的人生恥辱的極限——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在人生的所有恥辱中，“最下腐刑極矣”！

　　這封書信，顯示了作者內心在巨大的打擊和恥辱感下深重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對抗這種痛苦中顯示出的堅忍的個性力量，讀后有一種震撼人心的感受。它是散文體的《離騷》，甚至比《離騷》更杰出，因為它的作者司馬遷最終以個人的堅忍完成了自己的名山事業(yè)。所以，如果說屈原是失敗的英雄，司馬遷則是成功的偉人。

　　大約在公元前８７年，《史記》橫空出世。而它的偉大創(chuàng)作者——司馬遷的行蹤卻消失了。

　　那死去的孤絕的生命，在《史記》中得到永生。

　　說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家，當然不會有人懷疑。但對于他為什么偉大，人們卻有不同的見解。這正說明他在諸多方面都是偉大的，所以，在后人所涉足到的地方，都發(fā)現了他的偉大與創(chuàng)造。

　　他筆下的歷史，是“活的歷史”。儒家傳統(tǒng)下的中國史家，大都是用他們頭腦中固有的價值觀念——主要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儒家的價值觀念來考據歷史，記錄歷史，評價歷史。史家必須兼具書記員和審判官的雙重職能。在他們看來，歷史是一個事實，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塵埃落定的事實；是一個經歷，是人類“曾經有過”的經歷。它對我們的意義與價值，乃在于為我們提供一種道德案例。我們關注的乃是這些已經過去的事實中透析出的道德意義，而不是事實本身。這樣，作為對象的歷史，就是被我們判為死亡的東西。歷史學家們面對歷史，如同尸檢官面對一具尸體，只是解剖它，判定其死因，寫出尸檢報告，而不必對死者表示尊敬與哀悼。

　　但司馬遷則異乎尋常地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對歷史對象的處理方式：他撫尸痛哭，為歷史招魂，讓歷史復活。他讓歷史的幽靈飛臨我們現實的天空，與我們共舞。他為我們展現的，不是歷史邏輯，不是歷史理性，而是歷史本身。他用“再現”的方法，讓“曾經的事實”變成了每一個閱讀者“當下的現實”——當我們翻開《史記》的冊頁，我們就會聽到那些歷史人物的聲音，看到他們生動的面容。

　　同時，他雖然也滿懷無奈與感喟地承認歷史的必然性，并在其著作中對之加以鉤隱索微，但他真正的興趣，則是關注著人類天賦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氣下的義無反顧的心靈；關注著歷史人物的血性、氣質、性情，以及那種沖決邏輯的意志力量。一個不相信、不承認、不尊重歷史必然性的史家，不是一個老實的、心智健全的史家；但僅有歷史必然性而沒有自由精神、僅有邏輯而沒有意志、僅有理性精神而沒有宗教崇高、匍匐在必然性法則之下而不能歌頌個體生命對必然性的抗爭的史家，必不是一個偉大的史家。這種偉大的史家必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悲劇精神，所以也往往是偉大的悲劇者。

　　可能是由于司馬遷認識到了，歷史終歸是“人”的歷史，不是“天”的意志史，于是，以“紹圣《春秋》”為使命的司馬遷拋棄了孔子既定的歷史紀年法——編年體，而改用紀傳體。這決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觀念問題。他對那冰冷的歷史巨輪投以輕蔑的一哂，然后滿懷慈悲地去關心輪子下面的那些泣血的生靈，從而，我們看到，一代一代的人物以及他們對歷史必然性的反抗，對自身命運的體認，構成了《史記》中最絢爛、最悲壯、最華麗、最哀婉的主色調。史學成了人學，必然性成了戲劇性，邏輯的鏈條崩潰了，生命的熱血噴涌而出……

　　司馬遷紀傳體之“以人代史”“以人敘史”，實際上乃是歷史觀念的偉大覺醒：沒有人，便沒有歷史，歷史的主體正是那形形色色的人及其命運。而歷史的意義也恰好就是人的意義，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觀念。

　　是的，司馬遷是一個自覺的“人類的史學家”，而不是“天”或“絕對理念”的賬房先生。

　　司馬遷似乎很缺少孔子那樣的價值自信與道德自負。他對很多東西似乎不夠確信，他更多的是懷疑與猶豫。是的，他的思想并沒有定格，他只是一直在“思想”，卻又一直不敢下結論。在這兒，我是在動詞的意義上使用“思想”這個詞的。他一直在思，在想，他如同一個頂尖的棋手，面對歷史的錯綜復雜，他一直在長思，而舉棋不定。這就使得《史記》具有一種動態(tài)的思想狀態(tài)。作為歷史著作，《史記》幾乎成為歷史本身。

　　我說《史記》是歷史本身，就是說，《史記》就是人類生活本身。這里有偉大的帝國和威嚴的帝王，不可一世的將軍及他的坐騎和寶劍，情不自禁的詩人及他的酒壺和禿筆，卑鄙的政客與仗義的俠士，顯赫的官僚與江湖的隱士，趨炎附勢的門客與俠肝義膽的游俠……

　　還有陰謀與情欲，屠戮與招安，武夫壯志，政客宏愿，詩人的靈感，哲人的思想……

　　司馬遷明白，人性的復雜遠超歷史的復雜，于是，他并不是通過歷史給我們一個結論，而是與我們一同思考，他寫出他的懷疑、驚訝、彷徨與苦悶，他幾乎就是一個誤入歷史迷宮而走投無路的迷失者，試圖拉住我們，讓我們一同幫他走出思想的迷惘。這類帶著強烈的反思與主觀意見的文章，當然無法在“編年體”中得到充足而自由的騰挪空間。我僅舉一例：《伯夷列傳》。這一篇確實與其他傳記不同，因為它基本上不再是“傳”，而是“論”。如是“傳”的寫法，當從文中的“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始。而此篇一開始就是議論，顯然，在下筆之前，司馬遷已是感慨萬端，有滿腔郁積的話語需要發(fā)泄，所以，他握筆臨紙，不能自控，驟然發(fā)之，滿紙煙云。一番傾吐過后，再以“其傳曰”引出二人生平，給讀者的感覺是，對傳主的生平敘述已退居二線，只是為作者的議論服務，成為“論據”。這種寫法完全打破了他自己確立的紀傳體格局，并且在后來歷代采用紀傳體的正史中難得一見，實在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另類”。可說它是“論”，卻又無定論，而只是司馬遷的滿腹狐疑，以至于滿篇的“疑問”：“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是遵何德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而幾乎每一“問”，都是一個關涉歷史正義、現實良知和人類德行的大問題。而他卻并沒有給我們一個結論。這說明他并不想用一種既定的價值觀念予歷史人物以鑒定，

　　而希望我們在更寬廣的道德視野、人性觀照中作多角度的思考。

　　司馬遷創(chuàng)作《史記》，其最大宏愿以及其為自己定下的偉大目標，乃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哲學，“通古今之變”是史學，他確實非常杰出地完成了這兩項使命而“成一家之言”。但顯然，《史記》的成就還不僅僅在這兩方面。司馬遷對人的重視，對人的意志的高揚，對人的情感與理想、痛苦與歡樂、成功與失敗、性情與才華、智慧與激情的濃厚興趣和出色描摹，以及他投入其中的充沛的個人激情，又使《史記》成為一部無與倫比的文學華章。

　　以描摹“人”及其性格、命運作為自己寫作的目的和使命，最終決定了《史記》不僅是哲學、史學，還是文學。《史記》中記錄描摹的歷史人物，不僅僅是“歷史”的對象，而且是審美的對象。我們從那些人物身上不僅了解了歷史，而且甚至更多地了悟了人及人類的命運，世界的悲劇性，人生的荒謬性；了悟了人性的美與丑，偉大與卑微。《史記》不僅讓我們了解了那一段歷史，領會歷史的必然性、規(guī)律性；更多的倒是激起了我們內心巨大的審美感慨。讀《史記》中的人物傳記時，我們往往不是那種研究歷史時常見的冷靜、客觀的心態(tài)，恰恰相反，我們是常常處于情緒的巨大波動中的，我們在歷史中感悟人性，感慨人生。一句話，讀《史記》的過程，不僅僅是溫習歷史的過程，更多的倒是一個審美的過程。

　　司馬遷對人的命運的關注，與他自身的經歷有關。遭受李陵之禍，使他感受到個體生命在強大的體制面前的渺小脆弱與不堪一擊，感受到個人的意志、人格、精神力量在命運面前的無奈，同時，他又被人性的東西感動，對人的自由意志無比推崇。魯迅說《史記》乃“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劉鶚《〈老殘游記〉序》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都以《離騷》這樣的純個人抒情作品來比擬《史記》，這說明《史記》雖為史書，卻確實是有鮮明的個性色彩。這個性色彩不僅是指其語言風格、敘述風格，更主要的是指其中所蘊涵的司馬遷基于個人經歷的個人感受，以及獨特的個人情感特征。這種個人感受和個人情感特征使《史記》帶上了強烈的抒情色彩，個人性與抒情性是《史記》文學特征的重要表現。

　　通過《史記》，我們洞悉了司馬遷內心忍受的痛苦以及在忍受侮辱時他內在的強大與自尊。《史記》是他恥辱與痛苦的結晶，卻變成了他尊嚴與崇高的象征。是的，《史記》首先是他的光榮，然后又成為我們民族的光榮，成為我們這一偉大的文化傳統(tǒng)中最為耀眼的光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