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百家]沈從文的意義

　　沈從文的意義

　　王翠艷

　　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文學文本都是作家個人生命體驗與其所屬的群體文化經驗的結合體。優(yōu)秀作家的超拔之處，就在于他以獨具個人意義的生命體驗溝通了自己所屬群體的共通的文化經驗，并且將這種體驗與經驗用恰當?shù)奈捏w和語言表達了出來。沈從文便是二十世紀中國孕育出的這樣一位優(yōu)秀作家。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所面臨的舊與新、中式與西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邊緣與中心、民間與精英、鄉(xiāng)村與都市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文化沖突中，沈從文以其湘西體驗熔鑄成的文本，做出了獨具個人意味的解答。當大多數(shù)新文學作家以新的、西化的、現(xiàn)代的、中心的、精英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舊的、中式的、傳統(tǒng)的、邊緣的、民間的、鄉(xiāng)村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沈從文做出了幾近反方向的文化選擇。非都市而崇鄉(xiāng)村、抑現(xiàn)代而揚傳統(tǒng)，這種對于邊緣的、民間的文化立場的堅守使得沈從文成為解讀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在中國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過程中的復雜心態(tài)的獨特文本。

　　自郁達夫1924年11月16日發(fā)表于《晨報副刊》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起，至本書發(fā)稿時的2003年12月止，海內外對于沈從文其人其文的紛紜評說，剛好經歷了八十載光陰。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文壇寂寂無名的“鄉(xiāng)下人”，到三十年代北方文壇最為活躍的領軍人物和魯迅所贊揚的中國“最優(yōu)秀的作家”之一；從40年代末期作為“反動作家”、“落后作家”被塵封于歷史到八十年代作為“出土文物”名聲日隆，再至九十年代被海內外學者、作家奉為二十世紀中國僅次于魯迅的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文學地位幾經沉浮，其間的戲劇性恐怕惟有張愛玲可比。沈從文及其作品的接受史，本身即是一部生動的二十世紀中國文藝思潮變遷史。從三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之交強調文學階級屬性的社會歷史批評，到九十年代初期張揚文學審美品格的“純文學”思潮再到近些年凸顯文學文化品性的文化研究熱，都可以在對沈從文作品的批評中找到若干典型個案。作為一個包蘊宏富的文化個體，沈從文就像一座挖之不竭的富礦，不同時期采取不同切入角度的文學研究者均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尋到豐富的闡釋空間。就收入《鉤沉》、《論爭》、《論列》輯中的各篇文章而言，從橫向看，它們是作者基于各自立場對沈從文作品文學成就的批評和總結；從縱向看，它們又鮮明地勾勒出不同時期文藝批評視角的轉移軌跡，二十世紀中國文壇的風云變幻，由此可窺一斑。恃才傲物、敏感多思、率性而為的文人天性，使得“文人相輕”與“文人相親”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傳統(tǒng)中不絕于縷的兩股流脈，在文革特殊的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中，二者均得到了登峰造極的展現(xiàn)。這一時期固然也有不同知識群落、不同流派、不同觀點之間的正常的學術爭鳴，但更多的則是基于門戶之見的互相攻訐，文藝論爭與政治斗爭的糾結使人與人的關系空前惡化，知識分子之間同氣相求、知音相和的精神流脈幾近斷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巴金、沈從文等人幾十年不渝的堅貞友情顯得彌足珍貴，而沈從文與丁玲、沈從文與蕭乾從莫逆到陌路的恩怨滄桑更令人扼腕嘆息。收入《憶念》、《恩怨》輯中的篇目，均從作者各自的視角揭示出沈從文豐富人格的不同側面，恩怨是相對而暫時的，而人們對逝者赤子情懷的追記和憶念，卻是長久而永恒的。

　　正如沈從文在1934年1月18日致張兆和的信中所寫得那樣：“……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辦法拒絕。”作為一個寫出了傳世之作的優(yōu)秀作家，沈從文“沒有辦法拒絕”人們的紛紜眾說，讀者也沒有力量抗拒沈從文的巨大存在。對于精英讀者而言，沈從文的價值，離不開他獨特的文化價值取向；對于大眾讀者而言，沈從文的魅力，關聯(lián)著他小學文憑而大學教授的傳奇人生經歷。而這兩者，如果離開了他作為一個杰出作家的超拔成就，終究都是空中樓閣；我們對沈從文生平的憶念評說，如果離開了對其作品的理解，結果也只能是買櫝還珠。所以，編選這樣一個集子，盡管其落腳點更多的是“人”而不是“文”，但其最終目的還在于孟子所言的“知人論世”——為專業(yè)或非專業(yè)的讀者更好的讀解沈從文的作品提供一個可行的參照。

　　編者盡力所作的，僅是借書中不同時期各位作者的哲思與體悟、慧心與妙筆，盡可能多側面地揭示沈從文這樣一個豐富獨特的存在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