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岡：“三同”是結束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開始

　　摘要：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差別很多時候并不是以工作內容和強度來體現，而是用薪酬差別來區(qū)分。由于強大的制度慣性，要讓“同工同酬”的理想成為現實，可能還需要對企事業(yè)單位各種內部潛規(guī)則進行清理，同時還需要在觀念上作一次革新。

　　10月27日，選舉法修正案草案和侵權責任法草案提交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前者規(guī)定實行城鄉(xiāng)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后者規(guī)定了在因交通事故、礦山事故等侵權行為造成死亡人數較多時，可以不考慮年齡、收入狀況等因素，以同一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也是在這一天，人保部在研究制定工資支付相關法規(guī)，“同工同酬”將首次作為立法內容。無論正式工還是勞務派遣工，只要從事相同內容工作，應當獲同級別工資待遇。

　　“同票同權”、“同命同價”和“同工同酬”，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領域，“同票同權”關注的是政治領域中城鄉(xiāng)居民選舉權的問題，“同命同價”面對的是社會領域中死亡賠償金的賠償問題，而“同工同酬”則是關注在經濟領域內的勞動報酬問題。盡管這“三同”所面對的領域不一致，但是究其本質，都是憲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在各個領域內的體現：任何個人，都不應該因為其身份的不同——不論是來自城市還是農村——而被賦予不同的權利。這個意義，無論作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

　　從1949年建立新中國以后，由于計劃經濟的影響，所有的中國人被貼上了“城里人”或“鄉(xiāng)下人”兩個標簽，每個人依照該標簽而享受著不同的權利和福利；也正是這個標簽，出現了“同票不同權”、“同命不同價”和“同工不同酬”等一系列現象。盡管我們可以以歷史來證實該種制度出現的合理性，但是時至今日，如果這種狀態(tài)還不改變，那將嚴重損害社會經濟的健康發(fā)展，甚至是對人類基本尊嚴的損害。今日的“三同”，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三同”面對的領域并不一樣，因此在今后的實施過程之中所要面對的問題也不盡一致。“同票同權”指的是城鄉(xiāng)按相同比例來選舉人大代表，側重的是在選舉權實現過程中的形式平等。在我國，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則是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的有利途徑。在這個過程中，選舉制度是關鍵。城鄉(xiāng)居民依照相同的人口比例選舉代表，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這還不夠，要讓人民代表真正代表人民，還有賴于其他細節(jié)的改善，如選區(qū)的劃分、候選人的提名等方面。同時，選舉法的修改只是第一步，相應制度的完善，還需要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唯有此，人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同票同權”也才會有意義。

　　“同命同價”面對的是侵權責任法上的死亡賠償金問題。過去的死亡賠償金，以城鄉(xiāng)作為劃分死亡賠償金的依據，既沒有讓死亡賠償金真正起到填平損失的作用，同時也與民眾印象中“生命權的平等”這一直覺相悖。而侵權責任法草案只是規(guī)定了在同一次事故中造成多人死亡時的同一賠償問題，這也就意味著在不同次的事故中，不同人的賠償數額可能并不一致。同時，侵權責任法草案也沒有對死亡賠償金的性質進行回答，這同樣會遭致公眾的誤解，同時也可能導致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產生偏差，導致“同命不同價”。

　　“同工同酬”則是指在經濟領域中從事同樣工作內容的人該如何獲得報酬的問題。從理論上而言，“同工同酬”所面對的質疑最少，應該最先獲得肯定。但是在中國，由于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這個問題表現得最為突出。在事業(yè)單位中，因為編制的關系，單位中有了“編內”和“編外”兩種身份，因此享受了不同的工資待遇和福利；在企業(yè)用工過程中，也有“正式工”和“派遣工”的區(qū)別。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差別很多時候并不是以工作內容和強度來體現，而是用薪酬差別來區(qū)分。由于強大的制度慣性，要讓“同工同酬”的理想成為現實，可能還需要對企事業(yè)單位各種內部潛規(guī)則進行清理，同時還需要在觀念上作一次革新。

　　史學家梅因曾有一著名斷言，“迄今為止任何社會的進步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就是這樣一個不斷打破身份限制的過程，“三同”就是對這個過程的一種法律肯定。我們歡迎這種轉變。但是打破中國城鄉(xiāng)二元分立的局面，僅僅這“三同”還不夠，建立一個城鄉(xiāng)和諧相處的社會，還需要更多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