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瑞遭遇的“尷尬”并非孤立事件
來源:網(wǎng)絡(luò)資源 2009-08-28 19:37:29
董存瑞,那個進入中小學教材、手托炸藥包所向無敵的英雄,那個被繪成英模畫像已掛遍全軍每個連隊的勇士,最近突然遭遇了“尷尬”事:有人撰文懷疑這一英雄壯舉當時無人在場,完全是“根據(jù)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出來的”。此言一出,輿論大嘩:半個世紀來人們熟知的英雄,千千萬萬青年崇敬的偶像,怎么瞬間功夫就生出此等疑竇來?到底是歷史有誤還是有人憑空造出的事端?此時,幾位耄耋老者拍案而起,以當年親眼所見英雄壯舉的鐵的事實,給謬誤邪說的制造者當頭棒喝。這些老者,都是當時與董存瑞并肩戰(zhàn)斗的戰(zhàn)友。
回頭想想,這件事還真讓人有幾分擔心:假如沒有董存瑞的戰(zhàn)友們站出來說話,或者說此事發(fā)生在許多年以后,這些作為董存瑞戰(zhàn)友的老者已經(jīng)作古,那么“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豈不又成了一樁歷史疑案?那時我們面對英雄的畫像說英雄故事,怕是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細作分析,董存瑞遭遇的“尷尬”并非孤立事件。近些年來,有兩種傾向很值得人們關(guān)注。一種是以研究歷史為名,一些人打著“消解權(quán)威”、“顛覆傳統(tǒng)”、“解構(gòu)英雄”的旗號,以敢于質(zhì)疑和重新解釋人們心目中的英雄為能事,隨意地憑主觀猜想弄出些諸多是非來,讓廣大讀者一頭霧水,無所適從。在這股濁浪中,連魯迅、岳飛這樣被譽為民族魂和英雄化身的大人物也未被放過,都被納入了“消解”的范圍。與此相反,魯迅的同胞兄弟在政治上與魯迅南轅北轍的沒有骨氣的文人周作人,卻一再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著作被出了一部又一部,被社會稱為“周作人現(xiàn)象”。又如那個力主投降、殘害岳飛的奸相秦檜,卻有人嫌他在岳飛廟的雕像跪的時間太長了,要讓他站起來,給他立一尊“挺直了腰桿”的雕像。如此等等,這些以“顛覆傳統(tǒng)”為能事,是非混淆,美丑不辨的事,已經(jīng)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憂慮,因為它已經(jīng)觸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道德底線。
與此類似的另一種現(xiàn)象更應(yīng)特別值得關(guān)注,那就是用娛樂形式調(diào)侃英雄。有的人不講社會效果,追求“娛樂至上”,隨意歪曲已深入人心的藝術(shù)形象,隨意拆解經(jīng)典作品,用一些不良的文化炒作使謬誤流傳,貽害百姓。前一段,引起社會公憤的網(wǎng)絡(luò)無底線“惡搞”就是鮮明例證。“惡搞”不過是網(wǎng)絡(luò)時代一種新興的取樂形式,但“惡搞”過了“道德”這個底線,則難免會犯眾怒。此類“惡搞”的段子中,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變成了整日作夢掙大錢的地產(chǎn)巨商之子。他與惡霸胡漢三的斗爭,也被搞成“參賽歌手”與“評委”之間腦筋急轉(zhuǎn)彎的游戲。如此者,電影《鐵道游擊隊》的游擊隊員也倍受“蹂躪”,被惡搞成滿嘴臟話的“參賽歌手”,那個為人熟知的勇士大隊長劉洪竟被說成是“誰不知道你和坐臺小姐熟啊”之類的低俗之人。還有,《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沙家浜》中的阿慶嫂,這些文學的經(jīng)典人物形象,在其他形式的改編中,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此等不良炒作,極大地敗壞了社會文化氛圍,是對英雄和先烈的極大不敬。不論從歷史角度歪曲還是用娛樂形式丑化,損害的是我們的道德傳統(tǒng),傷害的是人民群眾的感情。
娛樂從來都是有“底線”的,不是什么都可以調(diào)侃,什么都可以戲弄的。真善美、假惡丑,歷來涇渭分明。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在任何一個國度,任何一個民族,都是不能允許的。眾所周知,在法國,圣女貞德是法蘭西民族的英雄,對她調(diào)侃打諢被視為違背道德的極端行為;在印度,甘地是圣雄,老百姓把對他指手畫腳視為犯罪;在美國,馬丁·路德·金是反抗種族壓迫的無畏戰(zhàn)士,對其有不敬之詞會遭到美國民眾的痛斥。同樣道理,在中國革命史上產(chǎn)生的無數(shù)個像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英雄,也受到我們?nèi)鐣淖鸪纾麄兩砩暇哂械墨I身精神,體現(xiàn)的是我們民族的道德傳統(tǒng),對他們的不敬,同樣應(yīng)被看作是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褻瀆。不論他是歷史上真正的英雄,還是根據(jù)生活原型塑造的藝術(shù)形象,都潛移默化為一種精神品格,理所當然地應(yīng)被視為我們的道德楷模。應(yīng)該指出的是,當一些不良風氣把消遣和娛樂奉為第一宗旨時,一些追名逐利者,常常在娛樂圈里“發(fā)掘”材料,在茶樓酒肆“激發(fā)”靈感,在流行時尚中“附會”思想,這些人的常用手法,便是拿英雄“開涮”,拿經(jīng)典“說事”,在他們看來,用這些為人熟知的人物故事,最容易制造“轟動效應(yīng)”,也最容易迎合“市場”,追求到所謂的“點擊率”。殊不知,在他毫不費力地收取名利的同時,卻攪亂了大眾的視聽判斷,也降低了他自身的道德品位。
不論是文藝還是媒體工作者,把個人極端或偏激的觀點強加給大眾,都是極不負責的行為,因為,那會喪失一個文藝或媒體工作者的良知。宣傳工作的導向作用,就在于向群眾明確提倡什么,抑制什么、反對什么,褒優(yōu)懲劣,激濁揚清,向社會傳遞科學的價值觀和健康的審美情趣。當一種錯誤傾向流行時,我們期待媒體有更多的“清醒者”站出來說話,用全社會的力量堅守我們的道德底線和精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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