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新聞管制

　　聞史家曾推測漢代已有邸報，但未能在文獻中找到確證。從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材料來看，邸報起始于唐代，是由藩鎮(zhèn)在京師設置的進奏院發(fā)布的，“唐藩鎮(zhèn)皆置邸京師，以大將領之，謂之‘上都留后’，后改為‘上都知進奏院’”。進奏院是中央與地方之間信息溝通的樞紐，進奏官邸吏代本鎮(zhèn)呈遞章奏、請示匯報，同時也把政府所公布的詔令、奏章及任免事項抄錄下來，報告諸藩，于是有了邸報的產(chǎn)生。

　　唐代的邸報僅供藩帥等少數(shù)官員閱覽，從今天的眼光看，只不過是報紙的一種雛形。進奏官除傳達政府公布的消息外，還通過邸報向本鎮(zhèn)提供朝廷及他鎮(zhèn)的各種情報。這樣做當然為朝廷所忌，但由于進奏院為藩鎮(zhèn)自置，進奏官聽命于藩鎮(zhèn)，朝廷對邸報的發(fā)布并不能完全控制。隨著中央權(quán)力的逐漸衰落，進奏官作為藩鎮(zhèn)派駐京師的代表也益形恣橫，甚至直接干預朝政。如光化三年(900)，中尉劉季述等幽廢昭宗，“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更談不上對邸報實行管制了。

　　宋初曾緣舊制，各州在京師自置進奏院，隨著中央集權(quán)的加強，朝廷在收藩鎮(zhèn)軍、政、財諸權(quán)的同時，也將進奏院的管理權(quán)歸于中央。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對各州自置的進奏院進行整頓，設“都進奏院”于大內(nèi)側(cè)近，進奏官由朝廷統(tǒng)一任命，各授銅朱印一紐，每人兼三、四州，并以京官為進奏院監(jiān)官，隸屬于給事中后改隸門下后省，從而將進奏院完全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進奏院改組后，邸報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統(tǒng)一發(fā)布，“凡朝廷政事施設、號令賞罰、書詔章奏、辭見朝謝、差除注擬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條目具合報事件謄報”。從此，宋代的邸報具有中央政府公報的性質(zhì)，因此又有“朝報”之稱。

　　宋代邸報與唐代的邸報相比，讀者要廣泛得多。由于印刷術(shù)的應用，邸報能夠大量復制，讀到的人越來越多。雖然邸報的發(fā)行數(shù)字已難以查考，但通過宋人有關(guān)的文字可以看到，邸報在當時相當流行。蘇軾《與王元直書》中提到，他在被貶地黃州能讀到邸報，“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xiāng)國信息……每見一邸報，須數(shù)人下獄得罪”。又有《小飲公瑾舟中》詩：“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船窗柳影中。輟我東坡無限睡，賞君南浦不貲風。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詩末自注云：“鄧滁人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迂叟已押入門下省。”這首詩是元豐八年(1085)蘇軾在黃州量移汝州的途中從邸報上獲知司馬光入相的消息時所作�？梢�，邸報在當時傳布于各地，是人們了解朝政信息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邸報在宋代已經(jīng)成為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西湖老人繁勝錄》載，南京臨安的“諸行市”中，有“賣朝報”一行。有人以賣報為業(yè)，說明邸報刊布甚廣。

　　中央直接管理邸報，意在控制新聞發(fā)布權(quán)，將新聞傳播納入為政府服務的軌道。通過邸報統(tǒng)一發(fā)布朝政信息，有助于中央政令的貫徹和行政上的統(tǒng)一。在充分發(fā)揮邸報上意下達的作用的同時，朝廷也對邸報的內(nèi)容嚴格把關(guān)，防止那些于政府不利的消息在邸報上刊登。邸報流行愈廣、影響愈大，政府對邸報內(nèi)容的控制也就愈加嚴厲。從文獻上看，邸報上的新聞主要有以下限禁：

　　1.災異。水、旱、蝗災及日蝕、地震等自然災害和異常天象，往往被認為是上天對天子的不滿和警告，傳播開來有損于帝王的威望，甚至會引起人心不安，影響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仁宗慶歷八年(1048)正月，秘閣校書知相州楊孜上言：“進奏院逐旬發(fā)外州軍報狀，蓋朝廷之意欲以遷授降黜示賞功罰罪，勉勵天下為吏者。積習因循，將災異之事悉報天下，*人贓吏、游手兇徒喜有所聞，轉(zhuǎn)相煽惑，遂生觀望。京東逆黨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謀。況邊禁不嚴，細下往來。欲乞下進奏院，今后唯除改差任臣僚，賞罰功過，保薦官吏乃得通報，其余災祥之事，不得輒以單狀偽題親識名銜以報天下。如違，進奏院官吏并乞科違制之罪。”這一建議為朝廷采納后，災異方面的消息，便很少見于邸報。

　　2.軍情。對涉及邊防軍事、兵變、農(nóng)民起義等方面的消息，一般不準邸報報道。如仁宗慶歷三年1043沂州虎翼軍卒王倫發(fā)動兵變，與官軍對抗，“江淮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于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哲宗元?五年1090七月則明確規(guī)定：“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

　　3.朝廷機事。宋代各朝都嚴禁傳播朝廷機事，對邸報限禁尤嚴。仁宗皇?四年(1052)九月詔：“訪聞諸州進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謄報煽惑人心，將機密不合報外之事供申。今后許經(jīng)開封府陳告。……今后只得以樞密院送下報狀供申逐處施行。”哲宗元符元年(1098)五月尚書省言：“進奏官許傳報常程申奏及經(jīng)尚書省已出文字，其實封文字或事干機密者不得傳報，如違并以違制論。”

　　4.未經(jīng)批準公布的臣僚章疏�；兆谛�和三年(1121)四月詔：“臣僚章疏不許傳報中外，仰開封府常切覺察。仍關(guān)報合屬去處，內(nèi)敕黃行下臣僚章疏，自合傳報。其不系敕黃行下臣僚章疏輒傳報者，以違制論。”

　　為了加強對邸報內(nèi)容的控制，使有關(guān)的禁令得到貫徹，從真宗咸平二年(999)起，對邸報實行“定本”制度，進奏院要將編好的邸報稿樣呈送樞密院審查，然后按照審查通過后的“定本”向地方發(fā)布消息，不得超過“定本”所框定的范圍。中興以后，改由門下省定稿，再經(jīng)宰執(zhí)復審，方可報行。

　　邸報的內(nèi)容由于多受限禁，許多為讀者關(guān)心的新聞得不到報道，“定本”審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時間上的稽延，使得邸報不能滿足人們對新聞的需求。有人抱怨說：“動輒年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偏州下邑往往有經(jīng)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特別是在時局緊張、社會動蕩的時候，邸報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滿足讀者了解形勢的迫切需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打破官方新聞限禁的私營報紙。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報”的形式，私自發(fā)行報紙�；兆诖笥^四年(1110)六月詔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報，累有約束，當定罪賞，仰開封府檢舉，嚴切差人緝捉。”到了南宋，私營的“小報”十分流行。光宗紹熙四年(1193)十月，臣僚上言：“國朝置進奏院于京師，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于四方，謂之邸報，所以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謄播，謂之小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甚者鑿空撰造，以無為有，流布近遠，疑誤群聽。”又言：“近年有所謂小報者，或是朝報未報之事，或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先傳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傳事端，朝廷之差除，臺諫百官之章奏，以無為有，傳播于外。訪聞有一使臣及?門院子，專以探此等事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出一紙，以出局之后省、寺、監(jiān)、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資之利。以先得者為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于州郡。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zhèn)我嗖粡捅嬉病?rdquo;這段材料對小報的情況介紹得十分詳盡。同官方的邸報相比，私營的小報更具有新聞性。它信息靈通，報道及時，往往搶先發(fā)表消息，其內(nèi)容大多是邸報上不許發(fā)表、人們又很想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受歡迎。從“日出一紙”來看，小報儼然是日報，傳播的范圍也很廣，能夠“遍達于州郡”。當然，小報上的消息不一定完全準確，由于出版在事情發(fā)生之前，有時不免中途變化，或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但是，大家要看的是新聞，而不在意報紙的真假，于是看報的人歡迎，辦報的人賺錢，小報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以至于出現(xiàn)了“以小報為先，以朝報為常”的局面。

　　小報的流行，當然為政府所不容。自小報產(chǎn)生起，當局就將其視為非法出版物。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詔令：“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今后除進奏院合行關(guān)報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當重決配。其所受小報官吏，取旨施行。令臨安府常切覺察禁戢，勿致違戾。”淳熙十六年(1189)閏五月又下詔令：“今后有私撰小報，唱說事端，許人告首，賞錢三百貫文，犯人編管五百里。”寧宗嘉泰三年(1203)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 ”，對懲治小報作出更為嚴厲的規(guī)定：“諸聽探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蔭論。即傳報實封申奏應密之文書，并撰造事端謄報惑眾者，并以違制論。以上事理重者奏裁，各許人告。于事無害者杖八十。”在不斷加大對小報的懲治力度的同時，政府還加強了對進奏官的管理和監(jiān)督，禁止進奏官私下向小報提供信息，并且命進奏官以五人為一組作連環(huán)保，互相監(jiān)督。此外，還加強了宮廷和政府機關(guān)的門禁，加強文書保管工作，禁止近侍人員和省、部、寺、監(jiān)等官署當差人員泄漏朝廷機事，以堵塞小報的新聞來源。

　　盡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嚴厲，卻始終未能將小報禁絕，有時反而愈禁愈盛。從北宋末年到南宋，時局紛紜，人心惶惶，人們都急于了解局勢的發(fā)展、政府的對策，官報上消息閉塞，人們更期待從小報上了解情況。“大道不通小道通”，小報的產(chǎn)生和流行，正是政府封鎖新聞的結(jié)果。

　　應當指出，宋朝從開國到滅亡，始終同遼金元三方面先后對峙，時戰(zhàn)時和，總不能平安無事。外敵當前，不能不對公開傳播的新聞加以控制，以防止機密的外泄，從國家、民族的利益來說，這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加區(qū)別地搞新聞封鎖，就會在封鎖了敵人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端问�·呂溱傳》載：“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應該讓人們知道的事情不許報道，反而有害無益。觀乎宋朝的新聞管制，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禁錮民眾的視聽，以維護政治上的專制統(tǒng)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儒家執(zhí)政之秘訣，在高度集權(quán)的專制制度下，只有帝王和少數(shù)權(quán)臣能夠決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和國家的命運，廣大的民眾不但沒有參政、議政的權(quán)利，而且不能享有政治上的知聞權(quán)。統(tǒng)治者為了遏止民眾干預國政，總是極力閉塞民眾的耳目，以期造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民眾心理。宋高宗時的吏部尚書周麟之對查禁小報的目的講得十分清楚：“使朝廷命令，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專制之下，新聞傳播的限禁必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