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百家]“釵黛之爭”200年的啟示

　　“釵黛之爭”200年的啟示

　　劍膽琴心

　　自《紅樓夢》產(chǎn)生二百多年來，圍繞“釵黛”展開的論爭從未中止，有時還非常激烈。薛寶釵、林黛玉，這兩個小說中的人物，宛如現(xiàn)今的“超級女聲”中的角色，形成有“玉米”、“涼粉”等集體崇拜群，并且有親友團、啦啦隊為之吶喊。后世寫作的一篇篇爭論“釵黛”優(yōu)劣的文章就像一條條短信，源源不斷地飛向兩人。不同的是在薛寶釵PK林黛玉的過程中，只有觀眾意見的分歧，兩人得票的高低，而誰都不會從PK臺上被推下來，永遠也不會結(jié)束這場爭戰(zhàn)。

　　現(xiàn)在，重拍《紅樓夢》被電視臺的“紅樓選秀”再次炒得沸沸揚揚。筆者認為，回顧“釵黛之爭”的歷史進程，了解那些有代表性的論說，對于重拍《紅樓夢》時，把握好“釵黛戲”的情節(jié)分配，處理戲劇中的角色沖突，做到既尊重歷史原著、作者意圖，又體現(xiàn)時代特性、群眾要求，等等，都是非常重要和有幫助的。

　　一、清代的“釵黛之爭”

　　清代《紅樓夢》誕生后，就生成了尊林派與尊薛派的爭執(zhí)。在清人鄒弢的《三借廬筆談》中曾經(jīng)記載了這樣一個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說：鄒弢和許伯謙（紹源）是一對好朋友，他們都閱讀了《紅樓夢》這部小說，并對之愛不釋手。許伯謙崇拜薛寶釵而貶抑林黛玉，是徹頭徹尾的“薛迷”。他批評黛玉太過尖酸，認為不如寶釵的端重。鄒弢欣賞林黛玉，是林忠實的“粉絲”。他認為黛玉固然有一些尖酸的表現(xiàn)，但還是挺天真爛漫的，心地也非常善良，不似寶釵那么有心計。她出現(xiàn)在賈府，是上天安排她來與寶玉相見的，假如沒有她，寶玉豈能有第二人知己。己卯年春天的一天，鄒弢和許伯謙兩人會面了，寒暄不久，不知不覺又談論起《紅樓夢》來，鄒弢說：伯謙，你是上了曹雪芹的當喲，被他給騙了。實際上曹雪芹也是要褒揚林黛玉的喲，只不過是讓薛寶釵來作陪襯、對比。許伯謙聽了后，心里很不痛快，他豈能這樣讓老朋友毀壞心中的偶像。意見不合，兩人就爭執(zhí)起來，甚至互相謾罵，進而上升到人身攻擊，揮動老拳，打起架來，后來還是另一朋友毓仙進來后把他們才勸解開，兩人也發(fā)誓，從此以后絕不共談“紅樓”。兩位老朋友，在釵黛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上，產(chǎn)生分歧竟然互不相讓。看得出，他們就像我們今天的許多影迷、戲迷、歌迷一樣，也是如此的瘋狂，為捍衛(wèi)自己崇拜的偶像，失去了各自應有的理智，作出如此迷狂的舉動。

　　接下來，護花主人王希廉向薛寶釵發(fā)出了自己支持的短信。短信上說：“黛玉一味癡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德有才。”“讀花人”涂瀛也表達了自己對林黛玉的崇拜，他說：“林黛玉人品才情，為《紅樓夢》最，物色有在矣。”他還在《紅樓夢問答》中指責寶釵是小人，當問兩者誰為優(yōu)劣？答曰：“寶釵善柔，黛玉善剛；寶釵用屈，黛玉用直；寶釵徇情，黛玉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寶釵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其后，著名的“評委”陳其泰、哈斯寶等都支持涂瀛的觀點�？偟恼f來，在清代的釵黛之爭中，林黛玉獲得了壓倒性的票選，特別是清末，林黛玉的短信支持率最高。值得指出的是，清人發(fā)送的短信，水平層次較低，往往都是直觀的認識，說說林怎么怎么的好呀，我好喜歡林妹妹喲……缺乏邏輯思維，顯得理論深度不夠。

　　二、現(xiàn)當代的“釵黛之爭”

　　1922年，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首次提出了“釵黛合一論”，他說：“是曲既為十二釵而作，則金是釵玉是黛，很無可疑的。悲悼猶我們說惋惜，既曰惋惜，當然與痛罵有些不同罷。這是不肯痛罵寶釵的一個鐵證。且書中釵黛每每并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若寶釵為三家村婦，或黃毛丫頭，那黛玉又豈有身分之可言。與事實既不符，與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這個論點在1948年發(fā)表的《“壽怡紅群芳如此做不可呢？”》一文中又作了進一步的論證。他在談寶釵花簽注著“艷冠群芳”時說：“《紅樓》一書中，薛林雅稱為雙絕，雖作者才高殊難分其高下，公子情多亦曰‘還要斟酌’，豈以獨鐘之情遂移并秀之實乎。故敘述之際，每每移步換形，忽彼忽此，都令蘭菊競芬，燕環(huán)角艷，殆從盲左晉楚爭長脫化出來。”他還說：“從大處看，第五回太虛幻鏡的冊子，名為十二釵正冊，卻只有十一幅圖，十一首詩，黛釵合為一圖，合詠一詩。這兩個人難道不夠重要，不該每人獨占一幅畫兒一首詩么？然而不然者，作者的意思非常顯明，就是想回避這先后的問題。”俞先生料不到的是，他這個創(chuàng)新的“釵黛合一論”在1954年卻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李希凡、藍翎發(fā)表了《關(guān)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率先對俞平伯先生的論點提出批評意見，他們認為“釵黛合一論”調(diào)和了其中尖銳的矛盾，抹煞了每個人物形象背后所體現(xiàn)的社會內(nèi)容，否定了二者本質(zhì)上的界限和差別，使反面典型與正面典型合而為一。隨后，他們又在《<紅樓夢>中兩個對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寶釵》一文中，鮮明地闡述了“釵黛對立”的觀點。他們認為：林黛玉是一個封建貴族家庭的叛逆者，而“薛寶釵是科舉制度熱烈的支持者，封建禮教的虔誠信徒。這個形象的實質(zhì)，就在于她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堅決維護者”。又認為：林黛玉和薛寶釵在愛情上的沖突，實質(zhì)上是兩種人所代表的不同的生活沖突，是兩種人、兩種社會力量的沖突。“釵黛對立論”是紅學史上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典型”論思想分析的結(jié)果。

　　其后，何其芳在《論紅樓夢》一文中指出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成為悲劇，不是決定于薛寶釵，也不是決定于鳳姐、王夫人、賈母，或其他任何個別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沒有一個寫得像戲中的小丑一樣，這正是寫得很深刻的。這就寫出來了它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那種認為薛寶釵的一切活動都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爭奪賈寶玉的看法，是既不符合書中的描寫，又縮小了這個人物的思想意義的。舒蕪先生在《“誰解其中味？”》一文中指出：1954年的討論中，有些文章大概是為了反對“釵黛合一，雙峰雙水”論，把“釵黛對立”強調(diào)得過了頭。在這些文章里，把寶釵說成奸詐邪惡，陰險毒辣，阿諛逢迎，權(quán)謀機變，縱橫排闔，挑撥離間……甚至比鳳姐還要壞，比襲人還要壞，簡直是個小特務的樣子�，F(xiàn)在想來，這根本不符合寫在書里的寶釵的藝術(shù)形象。又說：從審美的選擇來說，在芙蓉與惡草二者之間選擇芙蓉，不算什么稀奇；在芙蓉和牡丹二者之間選擇芙蓉，這才是“涉江采芙蓉”的風流高格調(diào)。貶低了寶釵，實際上也就貶低了寶玉，貶低了黛玉。白盾的《“二美合一”辨》、呂啟祥的《形象的豐滿和批評的貧困》、聶紺弩的《略談<紅樓夢>的幾個人物》、商志榮的《也論——薛寶釵——兼論釵黛形象的對立》、王宜山的《評當前對薛寶釵的評論中的一種錯誤認識》、張錦池的《論林黛玉性格及其愛情悲劇》及《論薛寶釵的性格及時代烙印》、吳穎的《論薛寶釵性格》、裘新江的《寶釵新論》等文從多方面、更深廣度論析了“釵黛之爭”，將之推向前進。上述論爭的意見都可以為重拍《紅樓夢》提供參考，也應該在重拍中予以明確。

　　三、重拍《紅樓夢》應把握的幾個原則

　　20世紀以來，不斷有人將《紅樓夢》這部經(jīng)典小說搬上戲曲、電視、電影舞臺，為《紅樓夢》的傳播起到了不小的推動力，也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如1927年復旦影片公司電影版《紅樓夢》、1944年上海中華電影公司《紅樓夢》、1961年香港邵氏電影版《紅樓夢》、1962年越劇版《紅樓夢》、1975年香港TVB版《紅樓夢》、1978年金漢導演電影《新紅樓夢》、1977年李翰祥導演《金玉良緣紅樓夢》、1977年吳思遠導演電影《紅樓春上春》、1987年王扶林導演央視版《紅樓夢》、1989年北影版《紅樓夢》、上世紀90年代臺灣華視73集電視劇《紅樓夢》、2004年的最新版舞劇《紅樓夢》等，雖然劇種蕪雜不一、規(guī)模大小不整、品性良莠不齊，但都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上世紀央視版上映，引起轟動以來，不斷有人提出要重拍“紅樓夢”，到去年央視也終于決定將之再次搬上熒屏。受之委托的北京電視臺開展的“紅樓選秀”也成為了2005年以來影視界、媒體行業(yè)等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吸引了很大一批人參加，有發(fā)展演變成一場利用“紅樓夢”品牌精心打造的、真正意義上的跨媒體娛樂運動。

　　對于重拍《紅樓夢》，我認為應該把握三個原則。

　　第一、應堅持歷史的、美學的原則�！都t樓夢》小說已經(jīng)成了一個經(jīng)典文本，不管以任何方式對之作出解讀，都代表著集體或個人的認知準則、價值立場和文化理念，都是對另一種觀點的認同或反駁，勢必引起其他人的關(guān)注，進而成為論爭的發(fā)端。重拍《紅樓夢》，之所以要堅持歷史的原則還在于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我們均有必要歷史地看待問題，將之還原到其所發(fā)生的歷史的語境中去把握，只有這樣才能不脫離文本，而作唯意志的、形而上的價值評判，甚至陷入“庸俗社會學”式的體認境域。脫離原著，遠離歷史，如《林海雪原》等誤讀“紅色經(jīng)典”的重拍表現(xiàn)不可隨從。這也是“紅學”大師馮其庸先生始終堅持立足于原著進行重拍的原因。對于“紅樓選秀”中那些壓根沒有通讀過原著，就來參選想獲得成功的人應該警示和批評。是堅持美學的原則也甚為必要，撥亂反正以后，認識和探討問題的氣氛日趨和諧，“政治的”“唯意識形態(tài)的”標準不是唯一的堅守的原則，在這種語境中，美學的原則應該貫徹執(zhí)行，而不能走向庸俗化，如《紅樓春上春》的追求感官刺激，宣揚“肉欲”，趨于下流品味不是大眾想要的；將之作為政治的“傳聲筒”，上綱上線的教育性品格也不是觀眾喜好的。

　　第二、還應把握發(fā)展的、文化的原則。以發(fā)展的眼光審視和詮釋“經(jīng)典作品”，并不是對歷史的原則的一種悖離和放棄。發(fā)展的原則關(guān)涉一個“度”的問題。體現(xiàn)出了時代的新要求，觀眾新生的審美訴求等，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論，任何新的解讀和品賞都代表和反映了新的價值思想準則和美學品格。經(jīng)典作品要有生命力，也在于能夠在合適的“度”中詮釋，為之注入新的時代精神。特別是關(guān)于“釵黛之爭”中，作為編劇和導演等劇組人員有必要征求來自各方面的意見，了解不同層面多聲部的音色，群策群力去把握和處理這些爭端�！蹲呦蚬埠汀肥降陌l(fā)展的解讀是值得商榷的。發(fā)展的眼光，并不由政治的，向?qū)徝赖�、語言的、主體的，進而文化的發(fā)展嬗變，文藝思潮隨時代發(fā)展有了新的變化，關(guān)注“文化”是二十世紀末文藝界、思想界的新動向，也取得了許多成績。重拍“紅樓夢”應該體現(xiàn)這一變化，將“紅學”研究中的許多新成果貫徹體現(xiàn)在新版的電視劇中，把握重拍契機，將“紅學”多層次的文化內(nèi)涵挖掘并闡揚開來。

　　第三、堅持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和諧相用的原則，探索“既叫好又叫座”的翻拍經(jīng)典模式。盲目堅守精英立場，《紅樓夢》的潛在的商業(yè)的經(jīng)濟價值很難開掘出來，由央視主導這次重拍行動，勢必與86版的《紅樓夢》一樣成為一次“國家行動”，不能盲目地追求市場效益，制造那些吸引觀眾眼球的搞笑版、大話版、無厘頭版、武俠版《紅樓夢》。同時，在信息傳播技術(shù)空前發(fā)展的今天，“文藝為大眾服務”應該提倡和體現(xiàn)，我們可以切合劇情利用當代高科技手段為觀眾送上經(jīng)典視聽大餐。但我們不能打著“平民立場”的幌子出新論調(diào)，搞另類的新花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