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百家]晚清經世實學的流變

　　晚清經世實學的流變

　　黃長義

　　晚清的經世實學是在近代中西文化沖突融會的歷史大變局中出現的一種特定文化形態(tài)，是近代中國人應對世變的學術。正是晚清經世實學的勃興，為中國“舊學”向近代“新學”的轉變提供了內在的契機。綜觀晚清經世實學的流變，從橫向考察，可分為“三種路向”；從縱向考察，可分為“四個階段”。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把中國傳統(tǒng)學術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兩個時期。他認為，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為經學時代。經學時代的中國學術以經學為中心，“其學說無論如何新奇，皆須于經學中求有根據”，“于經學中表現之”。晚清經世實學的演變也是如此，它以經學的三大流派“今文學”、“古文學”和“宋學”為“根據”，呈現出三種路向。

　　1.今文學的路向。在清代前期，宋學和古文學分別占據意識形態(tài)和學術的中心，而今文學自東漢末年以后即長期湮滅不彰。直到常州學派的莊存與和劉逢祿重開今文學門徑后，今文學才異軍突起，“翻騰一度”。今文學偏重“微言”、主張通經致用的活潑學風，在嘉道年間吸引了一大批厭棄訓詁形聲而有志于經世致用的敏感士子，他們開始把眼光從故紙堆轉向活生生的、充滿尖銳矛盾的社會現實，使今文學派大張其軍，并成為“一代學術轉捩之樞”（梁啟超語）。尤其是龔自珍和魏源繼承劉逢祿“通經致用”的活潑學風，“以經術作政論”，在今文學的大纛下開學人議政之風，倡變法之議，引導了一代學子走向經世實學。至戊戌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將今文學說與西方政治學說和進化論相糅合，“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發(fā)動了維新變法運動。這就是今文學經世的路向。

　　2.宋學的路向。清承明制，以程朱為正統(tǒng)，科舉考試“一宗朱子”，因此在有清一代，宋學一直高踞廟堂。然而，在經過明末清初思想家們的批判之后，知識界已很難再建立起對理學的虔誠信念。乾隆以后，漢學漸盛，“治宋學者已鮮”。特別是嘉道之際的一批治世能臣，如嚴如煜、陶澍、賀長齡、林則徐等，在經世實踐中敏銳地感覺到程朱理學在實務方面存在嚴重不足，因此在強調以“義理”修身養(yǎng)性的同時，非常重視外在事功，積極講習經世致用之學，主動地以經世實學濟宋學“外王”之不足。尤其是賀長齡，他延聘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集清代前中期經世實學之大成，以供有志經世者取資借鑒，于當時的學風轉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而稍后的曾國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統(tǒng)治危機，因而在強調“義理”的同時，也肯定“經濟”（經世濟民）的重要性。在姚鼐“義理、考據、詞章”三學并舉觀點的基礎上，他又提出“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學并舉的觀點，創(chuàng)立了“合漢宋、兼虛實”的經世“禮學”。這是宋學走向經世實學的路徑。羅澤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在咸豐、同治、光緒時期發(fā)展的經世實學，大體都沿襲這條路徑。

　　3.古文學的路向。古文學又稱為“漢學”或“樸學”，它“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周予同語）。在乾嘉時期，漢學曾極一時之盛，以至“家家許、鄭，人人賈、馬”，考據之風充滿國中，學術界遂成一“漢學專制”之局。但在晚清空前的社會變動面前，為考據而考據的乾嘉漢學與宋學一樣顯得蒼白無力，其“煩瑣碎裂”、“不適于用”的流弊暴露無遺。在此形勢下，漢學內部也發(fā)生著種種蛻變，呈現出內部更新的趨向。其一，從考古轉向通今；其二，從考據回歸義理；其三，從治經過渡到治史。其治學目標直追“求是”與“致用”的統(tǒng)一，這實際上是要重建清初的學術傳統(tǒng)。此一學術動向在“最后的樸學大師”（侯外廬語）章太炎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章太炎為學追蹤顧炎武，他一方面主張治學要“研清覃思，鉤發(fā)沈伏，字字征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反對今文學派強物就我、隨意附會的實用主義治學方法；另一方面主張“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這是古文學的經世路向。

　　上述“三種路向”是從學脈上劃分晚清經世實學，若從其縱向的演變上，則可分為四個階段。

　　1.晚清經世實學的復興期。嘉、道以降，清朝國勢日衰，內憂外患，接踵而至。面對危局，一批以“治平”為己任的文人學士和開明官紳，極力提倡和重振經世致用的學風，以探求紓解民困、匡救時艱的良策，遂使久已湮滅的經世實學迅速復興。他們“指天畫地，規(guī)天下大計”，舉凡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乃至理財、治河、漕運、海運、鹽務、水利、刑獄以及養(yǎng)民、邊政、海防、“夷務”等實政之學，統(tǒng)統(tǒng)成為經世實學的重要內容。這使得經世實學在道咸年間風起云涌，蔚為大觀，成為一股氣勢磅礴的時代思潮。陶澍、林則徐、賀長齡、包世臣、龔自珍、魏源、姚瑩、徐松、張穆等等，都是這一時期經世派的佼佼者。而對經世實學提倡最力、理論貢獻最著者，當首推魏源。他幫賀長齡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一書是晚清經世實學復興的標志，代賀長齡寫的《皇朝經世文編序》被后世學者稱為“晚清經世運動之宣言”（劉廣京語）。不僅如此，他還在鴉片戰(zhàn)爭后完成了面向外部世界的《海國圖志》，鮮明地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為經世實學增添了嶄新的內容，深刻地影響了晚清的思想和學術。

　　2.晚清經世實學的高潮期。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使清朝統(tǒng)治者和士大夫們深感“創(chuàng)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之言”。一批主張采西學的有識之士，深感以土地、賦稅、荒政、禮治、鹽政、河工、治兵、漕運等實政為主要內容的傳統(tǒng)經世實學已不敷時用。他們接過林則徐、魏源所倡導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旗幟，采西學，設局廠，謀自強，掀起了一場以“求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這一以“師夷智”為新內涵的經世運動，不僅給經世實學注入了新內容，將晚清經世實學思潮推向高潮；而且造成中國文化結構的異動，為近代“新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如果說道咸間的陶澍、林則徐、包世臣、龔自珍、魏源等是晚清經世派的第一代主將，那么同光間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便是晚清經世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

　　3.晚清經世實學的蛻變期。19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馮桂芬、郭嵩燾、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等為代表的一批接受西學影響日益深化的早期維新派人士，已認識到西方社會的“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yǎng)得法”，僅靠仿造西式槍炮、輪船和創(chuàng)辦新式企業(yè)并不能使中國富強。他們批評洋務派“僅襲皮毛，而即囂然自以為足”，主張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還要學習西方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制度，實行更深刻的社會變革。早期維新派的經世思想無論是在治體上還是在治法上，都大大逸出中國“古學”的軌范，已非傳統(tǒng)的經世實學所能涵蓋。但他們最終未能完全沖破經學的束縛，完成從經世實學向近代“新學”的轉換。他們一方面主張“至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為功”，另一方面又反復宣講“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為萬世不易之大經”，“法可變而道不可變”；一方面主張興民權、設議院，另一方面又提出抑民主、尊君權。

　　4.晚清經世實學的終結期。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派三十年自強運動的破產。在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推動下，一場聲勢浩大的維新變法運動迅速在全國興起。作為維新運動的領袖和旗手，康有為、梁啟超不僅發(fā)動和領導了戊戌變法運動，而且以新的時代精神闡釋儒學舊傳統(tǒng)，創(chuàng)制出一套“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學”體系，完成了由經世實學向近代“新學”的轉換。章太炎、嚴復等人對傳統(tǒng)學術的批判和對近代學術精神的詮釋，更從邏輯上宣告了晚清經世實學的終結和新學術時代的來臨。而清末新政中科舉制的廢除和近代學制的確立，使延續(xù)幾千年的以“士”為主體的“四民社會”宣告解體，作為經世實學主體的“士”這一社會群體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各類專業(yè)知識分子，這一社會歷史的變動使經世實學最終成為歷史的陳跡。

　　綜上所述，晚清經世實學的演變，既承襲著儒學經世的傳統(tǒng)，又孕育著近代“新學”的某些開放、啟蒙的因子。正是這種雙重性格，使之成為中國“古學”通往近代“新學”的橋梁，在中國近代學術發(fā)展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