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彩波：方豪與中西交通史研究

來源：網(wǎng)絡資源 2009-09-01 16:19:48

[標簽：歷史]

　　方豪(1910-1980)是我國現(xiàn)代著名史學家。在中西交通史和宗教史等學科領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作出了開拓性、奠基性貢獻。本文主要就其豐富著述，對其在中西交通史領域的學術成就、特點及其在現(xiàn)代史學發(fā)展史上的地位進行探討。

　　作為一門學科，中西交通史在我國起步較晚，20世紀20年代，張星烺、馮承鈞、向達等學者始以科學方法開展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真正對中西交通史從古代到近代進行整體性研究，寫成通史鴻篇的卻是方豪，對這一學科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并由此奠定了其在這一領域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一集中西交通研究大成之作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迄今為止第一部最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該書共分四大篇章，詳盡地論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區(qū)域在內(nèi)的中西交往史跡及歷史過程，闡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貿(mào)易等諸般關系，尤以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為主。全書內(nèi)容豐富，取材廣泛，考證縝密，論斷精詳，為研究中西交通史必參之書，堪稱集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大成的名著。而方豪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集中通過該書及相關的近百篇論文體現(xiàn)出來。

　　方著出版以前，社會上已有幾種中西交通史論著，與前人著作相較，方著力求反映中西交通史全貌，無論在時限、地域還是內(nèi)容、深度上都后來居上，大大超過前人，可以說是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中西交通史通史著作。

　　從時限上說，方著突破了前人研究均起自漢代，止于明代的時段限制，以貫通為目標，將中西交通史的上限推進到先秦，下限延伸到鴉片戰(zhàn)爭時期，實現(xiàn)了時間上的“通”�，F(xiàn)存最早的、有明確史料記載的中西交通史事為張騫出使西域，因此，人們談中西交通史也多從張騫開始，而對此前的中西交通狀況很少談及，更不用說研究。方氏則認為：中國與西方的交通往來“在有史之初即已有之”，只是史無其文，故茫昧難稽。“但謂張騫以前，缺乏明確記載可，謂張騫以前，中西無交往之事實則不可”[1]。通過對已發(fā)現(xiàn)的有關文物的研究，他斷定早在張騫之前，四川與印度之間必已有了來往，并大膽挖掘史料，將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至先秦。

　　同時，又將其下限延伸到鴉片戰(zhàn)爭時期。從歷史的鏈環(huán)貫通角度出發(fā)，他對明清之際及近代歷史重新作了審視。認為明清之際是中國歷史演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和時期，此時西方傳教士雖為傳教而來，但客觀上卻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是中國擺脫愚昧、客觀地認識世界的開始，是中國近代史的真正開端。“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者，決不能忽視這一時期。”[2]基于這種認識，方氏在其中西交通史研究過程中，將明清時期作為重心, 以文化交流作為考察的落腳點，以大量的篇幅對其進行分析考察，力求反映這一時期的文化交流特點，探索中西文化交流的規(guī)律。方氏對漢代以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僅填補了在這一領域的重要空白，彌補了前人的不足，而且顯示了其對中西交通史整體性認識，對中外關系史的研究顯然是一重要推進。

　　作為一部通史著作，方著對整個中西交通史的把握，在橫向上也有著比前人更弘闊的視野，這不僅以地域而論，注重擴大研究的視域范圍，使其研究不僅包括中國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關系，更包括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和非洲等國家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他注重中西交流的諸種直接和間接關系，注意把中西交通的歷史放到整個世界的廣闊背景中去分析與觀察。

　　應當說，在眾多國家中，方氏尤重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關系的探究;而在這方面，其研究也有自身的特點。他不僅重視東西交往中國家間直接關系的研究，還十分重視間接關系的研究。認為“小關系”往往比“大關系”更密切、更有影響，“研究東西關系史者，必須注意此中之間接關系”[3]，極力倡導對直接的大關系中的無數(shù)的間接的小關系進行研究，把對“小關系”的研究提高到一個重要地位。在實際研究過程中，也確實取得了不少成績。如他通過對中國與印度、波斯直接關系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與希臘、埃及的關系，肯定了波斯和印度在希臘文化東傳并影響中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通過考察中國與西、葡、荷的關系中夾雜著黑人的事跡，確定了黑人在整個中西交通史中的地位等。這些研究，不僅為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使其研究頗多新意，如環(huán)之連，使其間眾多的關系層層銜接，曲徑通幽，可謂精彩紛呈。

　　方氏還注意把中西交通的歷史放到整個世界背景下去分析與觀察。從“南北對抗，東西交通”原則出發(fā)，他認為南北抗衡必旁逸而促進東西交通，而東西交通的發(fā)展，又往往重復牽動南北戰(zhàn)爭的形勢。分析指出我國春秋時代的五霸攘夷運動和歐亞民族的遷徙有著密切的關系;匈奴與漢代之對抗而引起的民族遷徙是導致安息滅亡的最終原因;羅馬帝國的滅亡則是由于中國阻止匈奴南下，迫使匈奴西移，引起日爾曼民族的大動亂所致。這些觀點雖說不無偏頗，尚可商榷，但其將中國與世界聯(lián)系起來，使中西交通與整個世界研究融為一體，無疑有積極意義;既增加了人們對當時整個世界范圍相關內(nèi)容的了解，又可以使人們在橫向比較中衡量當時中國的地位。

　　從內(nèi)容上說，方著雖然晚出，但其規(guī)模之宏偉，內(nèi)容之豐富，取材之廣泛，無不大大超越前人。該書內(nèi)容十分廣泛，舉凡“民族之遷徙與移植;血統(tǒng)、語言、習俗之混合;宗教之傳布;神話、寓言之流傳;文字之借用;科學之交流;藝術之影響;著述之翻譯; 商貨之貿(mào)易;生物之移植;海陸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維系;和平之破壞”[4]，無不包括在內(nèi)，幾乎囊括中西交流過程中的各種歷史現(xiàn)象。全書不僅論述了中外交流過程中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生產(chǎn)、生活和相互關系狀況等諸多方面;而且以中西文化交流為中心，貫之以文化的主線，重點闡述歷代有關宗教、藝術、民族等文化發(fā)展狀況與中西交流的特點。

　　從全書來看，方著的內(nèi)容也相當展開。如諸國間的經(jīng)濟交流無疑是中西交通史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即以各代經(jīng)濟交流的情況而論，其論述也很充分。他分列章節(jié)，對中國從漢代至明初的對外貿(mào)易狀況進行系統(tǒng)闡述的同時，又對經(jīng)濟交往中一些重要的問題如市舶司、港口史等重點考察。這些考論無疑為后人研究市舶司及我國對外貿(mào)易發(fā)展史提供了便利的資料。而他對廣州、上海、揚州、江陰、福州等港口的專項介紹和論述，則開港口城市史研究之先。這些均可見方著內(nèi)容的涵厚。

　　如果說，方著以其涵蓋之廣，從橫向上反映了中外交流過程中的不同歷史現(xiàn)象，那么，他在敘述中西交通歷史現(xiàn)象的演變時，則總是追根求源，探尋中西交往過程中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宗教的傳入及影響、政治制度的沿革、民族關系的演變等諸多因素發(fā)展的來龍去脈。如在論述“唐宋時代南海華僑之創(chuàng)業(yè)”時，便專設一節(jié)追述唐家、唐人和唐字的來歷;在論述“隋唐宋時代西域人之華化”前，專列一節(jié)敘述隋以前遷華的異族。如此縱橫交織，把中西交通史放到整個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去考察與分析，以綜合反映整個中西文化交流興盛與衰落的情況。這樣，使整個中西交通概況不再零散支離，而構成了相互聯(lián)動、錯落有致的有機畫面。

　　二詳于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

　　方著《中西交通史》既是一部通史，同時在結構和內(nèi)容上也有所側重。尤詳于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說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也是其重要特色。

　　對于明清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方豪有一總體評價。他認為：明清之際，首啟中國海運者雖為葡萄牙商船，但真正進入中國內(nèi)地、與中國朝廷與學術社會晉接的則是以學輔教的耶穌會士，他們以西方的先進科學傳入中國，也將中國儒家政治與倫理思想傳入西方。此時，中西文化以平等互敬的精神相互接觸，從而造成兩者交流融會最理想的良機。在此以前，歐洲還未進入文藝復興時期，近代文明還沒有開始，而元代在中國歷史上是最不足表現(xiàn)中國文明的朝代。在此之后，西方已經(jīng)過工業(yè)革命時期，與中國之間的交往唯有船堅炮利，根本不知文明為何物。明末清初實為我國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黃金時期。鑒于以往“述文化交流之史事者，猶不多見，有之，則亦病簡略”[5]的狀況，方氏把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作為研究的中心，作了重點論述。

　　這不僅表現(xiàn)在全書以巨大的篇幅，以重彩濃墨敘寫了明清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狀況，而且在結構體例上也作了重大的改變和創(chuàng)新。從篇幅來看，全書共70萬字，前三篇所敘歷史起自先秦、止于利瑪竇來華，共約兩千年，近40萬字;第四篇僅敘述利氏來華到嘉慶5年兩百年的歷史，則達30萬字，可見其重視程度。體例上，明清時期，中西交流涉及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從天文、地理到建筑、藝術、哲學思想無不包括。前三篇以時間為序的撰述方法已不能滿足如此眾多內(nèi)容的要求，為充分展示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狀況，以包涵其方方面面的內(nèi)容，他一改前三篇重紀年敘述的特點，將17、18世紀中西文化的東漸西被，分學科科目進行論述。這樣的安排，不僅使其目較若列眉，同時也符合這一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實際。

　　在整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過程中，方氏尤重文化交流的研究。該篇命名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其意即在突出這一時期文化的交流。從內(nèi)容上看，該篇“所敘史事，純以兩世紀間的文化交流為限”[6]，無論從命名還是從內(nèi)容上，該篇都充分反映了這一特點。

　　方氏之所以如此突出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是與其文化觀密不可分的。“國與國之關系既生，遂不能不無影響，影響之可見者，于文化為尤著。”[7]對文化的涵義，他有獨特的見解，認為“文化原為有理性的人類所必有的產(chǎn)物”，[8]是人性的產(chǎn)物，所以有其共性。但“因文明的產(chǎn)生有遲早，所受教育的程度有深淺，對善與惡的辨別上，或有歧異”[9]，因此，人類文化在一定時期，至少在目前有其民族或國家的特征，而在同一民族和國家中，也可能因宗教、宗族或地理環(huán)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正是文化的這種國家和民族的差異性，導致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他進而對中西文化作了分析，指出現(xiàn)在所謂的西方文化，已不是單純的希臘或羅馬文化，而是由希伯來人傳入歐洲的基督教再吸收了希、羅兩種文化所形成的混合文化。所以在地域上它并不限于一國。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則含有更多一國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歷史悠久;由本土發(fā)生，不是由國外移植而來;向外發(fā)展，不以霸道而以王道;最終目標為世界大同等方面。同時也有其擴散性，“對國內(nèi)言，曾影響及于匈奴、契丹、女真、回鶻、蒙回、藏、苗、羅羅和臺灣山地同胞等各不同部族;對外國言，亦曾影響及于韓國、日本、琉球、越南、暹羅、緬甸、南洋等處，在東方可以說是處于領導地位”。因此在人類文化中，“實只有西洋文化可以和我們的文化相比擬”[10]。

　　在分析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同時，他又提出中西文化比較和交流的兩大原則：首先要求同存異，切莫同中求異。其次，要正確衡量自己的文化，“不可有優(yōu)越感，也不可有自卑感。”[11]正是本著這兩大原則，方氏對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探究，以倡導世界大同、發(fā)展中國文化為目的，既從西方文化中汲取先進因素豐富、充實中國文化，又竭力把中國的文化傳到全世界去，力求“求同存異”，謀求文化的溝通。

　　基于這種文化觀，其對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滲透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因而在《中西交通史》中，他一方面對明清之際的文化交流作了極其詳盡的論述，同時也充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對西學的輸入以很高的評價，充分肯定傳教士在西學傳入中國過程中的作用：認為他們所帶來的西方近代科學知識，改變了國人的觀念，使中國長期封閉的知識界豁然開朗，開始步入新的階段。另一方面，又詳細研討了明清學人對西學的種種反應，論述了西學傳播的途徑、地域、階段性特點，以及如何通過與士人的結合，傳之于社會的各個層面;并具體闡述了徐光啟、王徵等中國學者采用西學原理，改造與創(chuàng)造農(nóng)業(yè)灌溉器械的事跡。這些論述，既具象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接受程度和影響，也使讀者有會于心，引起深沉的思考。

　　研究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學者們往往多重“東漸”，而對“西被”探究很少。方豪指出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東西民族，既有接觸，文化亦發(fā)生交流，有來者，亦必有往者。”[12]從這一基點出發(fā)，他在研究時，以“西學東漸”為主，同時也十分重視“東學西被”;而在“東學西被”中，更重儒家思想在西方產(chǎn)生影響的研究;這也是他與其他學者偏重自然科學交流研究的不同之處。他認為：思想的傳播和思想的接受，都比物質(zhì)和藝術的流傳和吸收來的困難。“一國文化對其他民族或國家發(fā)生影響，當以其思想為主要。”[13]所以，他對馬可波羅向歐洲傳播中國文明的評價并不高，認為馬可波羅雖是傳播中國文明于歐洲的主要人物，但他所傳播的僅限于物質(zhì)文明，而對思想?yún)s涉及很少。指出儒家思想傳到西方以后，對西方的宗教、哲學和政治等方面都產(chǎn)生了影響：是造成18世紀歐洲的反宗教運動的主要原因，實為18世紀歐洲國家從事改革運動之藥劑[14]。

　　方豪對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其豐富的資料、精辟的論述，開拓了我國學人的視野，使人們對于這段有關中國史轉(zhuǎn)折點的史實——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的經(jīng)過，可以充分了然。他宣傳和闡明了中國對西方的影響尤其是思想上的影響，對于人們認識明末清初的世界、衡量中國當時的地位、提高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三注重他人忽略環(huán)節(jié)與個案研究

　　方著在勾畫中西交通全貌，詳論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重大史實的同時，又對中西交流過程中他人忽視和不注意的環(huán)節(jié)，作了大量的專題和個案研究，對許多有影響的事件和人物予以深入剖析。其對問題的研究，專而有征，實而不泛，具有實證派史學的特點，從而使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論斷，往往擁有獨特的學術視角和相當?shù)纳疃取?/p>

　　首先，他十分注意中西科技交流過程中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開掘，探索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考定人物的功績。在明末清兵入關戰(zhàn)爭中，徐光啟和李之藻曾遣人往澳門向葡人購炮，有關這一段西洋火器傳入中國歷史，所存的史料散佚在許多書中，又加之這段歷史關系明、清兩朝國運，因此，局外人知之者甚少。方氏則投入極大的精力，細心搜索，加以考證，將這一段鮮為人知的史事披露于世。在西學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人們多盛稱徐光啟、李之藻二人，卻很少有人提及王徵。對此，方氏認為：“徐、李之為中外人士所稱道，多由于教中人先為之揄揚，則王徵之受冷落，必教內(nèi)對之有所不滿，故諱言之。”[15]并探賾索隱，以近20年的時間搜集有關資料及其遺文手稿，撰成《王徵之事跡及其輸入西洋學術之貢獻》一文，詳考其生平事跡，充分肯定他在西學傳入中做出的成就，從而使其事跡得以彰明世間，為學界所推重，為科學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其次，對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領域諸多他人所忽略的問題，方豪尤為注意。明末清初七千部西書流入中國，無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但方氏以前，治中西交通史者對此知之甚少。為此他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金尼閣攜七千部書籍入中國的史實原委進行詳細考訂，指出金氏所攜書籍，“其數(shù)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無可疑”[16]。并把當時北堂圖書館所存七千部的殘遺，按書目和文字一一舉出，首次揭開七千部傳入的真面目�？级ㄆ咔Р康耐瑫r，他又發(fā)奮搜求了同治年間114位不為國人所注意、講留學史也提不到的留歐學生的事跡并詳加考訂，改變了當時對天主教人士留學歐洲事偶有述及，“則亦語焉不詳”[17]的局面，為研究中國留學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寶貴的資料。在方著《中西交通史》和有關的專題論文中，諸如此類的研究不勝枚舉。如明季西班牙鄂本篤陸上來華、徐霞客與西洋教士的關系等。這些考訂與論述，對于史料的開掘很深，在論述中則新見疊出，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可謂別調(diào)獨彈，如果沒有深厚的史學功底和扎實的史料功夫，顯然是難以做到的。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不僅注意“面”或“線”上的研究，還很重視“點”上的研究，對其中一些貢獻卓著的人士，進行個案剖析、重點研究，把大的研究與個案研究融為一體�！独钪逖芯俊芳词堑湫痛�。

　　李之藻為明末我國“開教三大柱石”之一，與徐光啟同被稱為“西學傳入我國之祖”。但由于研究資料缺乏，“今海內(nèi)稍治學者莫不知文定，而李公之學問行誼，又隱晦不彰”[18]。方氏立志對其進行研究，早在1922年便開始注意搜集有關資料，經(jīng)1926年《李我存研究》的刊行，再到1966年《李之藻研究》的出版，歷時40余年，可見其用力之深。由于歷史的原因，李之藻遺文、奏疏等散佚頗多，方氏以前搜集最多的徐宗澤的《文定公集》增訂本，所輯李氏遺文也只有16篇。對此方氏不遺余力、多方搜集，共輯李氏遺文(含詩)43篇，分書籍(13篇)、簡牘(10篇)、序跋(25篇)、奏疏(4篇)、議論(4篇)五部加以歸類，并詳列其出處與版本，對其中有疑義的還加以考證論定，為其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独钪逖芯俊穬�(nèi)容廣泛，凡李氏的名氏、仕履、著作、行誼等，無不廣搜博證，求其盡是。書中對李之藻與西人的交往、傳播西學的貢獻作了深入的研究，通過他與利瑪竇交往過程的考察，揭示了李氏對天主教及西士在中國傳教的認識由淺至深，及其本人對天主教由懷疑到相信、篤信，最終入教的演變過程。指出天主教是由李之藻正式傳入杭州的，“楊廷筠之與西教士相識，及研習教理，皈依天主教，皆受之藻影響。”[19]

　　方氏又對李之藻譯介、編刻西書的貢獻作了悉心的探索。近人研究西洋天文學東傳，沒有不知道《經(jīng)天該》為利瑪竇所著、李之藻所譯述的。但明末清初教中人物所撰書目中，卻無一人將此書歸于利瑪竇或李之藻的。通過對當時有關資料加以考證，他最終否定了《經(jīng)天該》為利瑪竇撰著說、佚名氏譯撰說及薄玨撰著說，肯定了利瑪竇、李之藻撰譯說。

　　刻書作為李之藻傳播西學的一項重要活動，也為方氏所重視。書中他以大量篇幅對李氏編刻《天學初函》的旨趣、所遭受之抨擊、國內(nèi)藏本及中央研究院藏本等加以敘述、考定。認為李氏編刻該書，其所輯多為“四庫著錄而排斥者”，是他對中國初期天主教會貢獻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現(xiàn)，對后世影響巨大，若“無《天學初函》，則其中若干種，恐早已澌滅以盡矣!”[20]方氏的這些研究與考定，肯定了李氏對西學傳入的貢獻，也有助于人們對各書的了解。綜觀《李之藻研究》全書，其史料搜羅詳備、證據(jù)確鑿，不僅為人們研究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且為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方豪的大量專題論文及對李之藻等人的個案研究，一方面擴大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圍，充實了其內(nèi)容，使史有渾厚的基礎;另一方面又從深層次上反映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狀況，揭示了中國士人對西學傳入的態(tài)度，從而對中國學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深化拓展了主題。而書中方氏把李之藻、徐光啟等人的學術研究與他們關心國家民族的興衰結合起來，以闡揚他們的愛國敬業(yè)精神和科學方法為主旨，對于教育青年一代也具有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

　　四新考據(jù)家之史學方法

　　方氏治史，以考據(jù)見長，這既與他在學術上師承陳垣有關，也與其從事的學科領域，對史學的認識有密切聯(lián)系。他認為：“世有‘文史一家’之說，竊嫌其義含胡，恒為人所誤解。以為舞文弄墨，便可作史。殊不知史家之筆，真切是求，不涉浮夸。”[21]�；谶@種認識，他的著述多為考證性的文字，往往“詳于事實之考定，而少有帶敘帶論或解釋之文字。”[22]就其史學方法來說，也主要表現(xiàn)為民國以來新考據(jù)家的特色�，F(xiàn)就其主要方面列舉數(shù)端：

　　重視中外史料比勘互證，是方氏治史的一大特色，也是貫穿他整個治學過程的重要特征。方氏國學功底深厚，對于中國古代文化造詣很深，對西方的宗教文化尤其是歐美漢學的成果又頗有研究，這為他融會東西、廣泛引用外來史料比證中文史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具體的治史過程中，他不滿足于一種材料、一個角度對問題的闡述，總是從多方面搜尋資料，多角度對問題加以考證，大量運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證的方法，既用外文資料補中文記載的闕失，又用中文史料來訂正外人研究的訛誤，解決了歷史上不少疑難問題。其對明嘉靖年間我國對日葡兩國的走私港Liampo問題的考證，便是顯例。這一史學方法貫穿了他的整個學術生涯，覆蓋了其研究的各個領域，他之所以能在學術上取得顯著的成就，是與其廣泛運用這種方法分不開的。

　　善于運用語言學考史，是方氏治史的又一特色。受西方漢學界的影響，他很注重語言學方法在史學研究中的運用。他將尼布爾、蘭克等西方“語言考證學派”的治史方法，與乾嘉學派“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以訓詁以求義理”[23]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從語言文字入手，來追尋史料的形成，考證史實的真?zhèn)�，取得了不少成績。首先，他以對音方法糾正了佛教術語傳入后的諸多訛誤。其次，他又視語言學方法為考定一些國家和地名的一種主要方法，運用其豐富的語言學知識，裒集各名稱在諸載籍中的同名異譯，對其加以考證、澄清，解決了中西交通史中的不少問題。

　　重視以詩文、小說、戲曲證史，也是方氏治史的重要方面。作為一種歷史研究方法，“詩文證史”法由陳寅恪先生首開其端。方氏在史學研究中，繼承并發(fā)揚了這一方法，憑藉其深厚的文學功底，大量引用詩詞、小說、戲曲證史，以補正史文獻之不足，校正史籍記載之訛舛。

　　20世紀初，由于以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為代表的“新史家”的努力，形成了以傳統(tǒng)學術方法為基礎、又融合近代西方學術特點的新史學方法，有的學者稱之為新考證學派。方豪繼陳垣之后，在自己研究的領域辛勤耕耘，努力將傳統(tǒng)的治史方法與西方近代治史方法相結合，在史學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視史料而不尚空論，善于從多角度搜集資料，史料范圍之廣令人驚嘆。在整個研究中，又貫之以中西史料比勘互證、語言學、詩史互證等治史方法，考證、辨別、鑒定史料的價值，舍粗用精，去偽存真，然后發(fā)而為文。豐富的史料，不但為其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使其論著顯得飽滿豐腴，厚重扎實。他的考據(jù)性文章，能從史料中看出他人所未看出的問題，得出一些史家所未能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偶然的。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科學的治學方法相結合，使得他在其研究領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鑄就了他在中國史學中的地位�？傊�，方豪在史學研究中所表現(xiàn)出的開闊的視野、豐富的內(nèi)容、客觀的態(tài)度和多樣的方法，不僅對于中西交通史研究，而且對于整個史學研究的發(fā)展和演化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啟示意義。

　　方著《中西交通史》的出版，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我國第一部、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一部中西交通史著作，它首次將我國自史前至近代中西交通史作為一個整體，以明清時期文化交流為重心，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考察和研究，匯集了相關的主要資料，并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是對以往研究總結的集大成之作。作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讀參考書，它脈絡清晰、重點突出，提供了較前人更為清晰的全景式的歷史畫面，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就學術發(fā)展進程來說，其豐富的著述及相關論文，所翻譯和引用的大量域外史料，無疑開闊了研究的視野與領域，使這一學科步入了現(xiàn)代學術的范疇�？梢赃@么說，在融貫中西的基礎上，方豪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均超過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完善了中西交通史的學科建設，將中西交通史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并因此奠定了他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地位。

　　[1]方豪：《中西交通史》，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47頁。

　　[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186頁。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73頁。

　�、� 方豪：《中西交通史·導言》，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

　�、�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692頁。

　�、俜胶溃骸吨形鹘煌ㄊ�·導言》，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

　�、�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自序》(第一輯)，重慶獨立出版社1944年版。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1130頁。

　�、芊胶溃骸斗胶懒远ǜ濉�(補編)，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版，第2158頁。

　�、� 同上。

　　[11] 同上。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61頁。